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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3日星期一

尋找韋小寶

特首具備甚麼條件是最重要的?我想大部分香港人會說特首處理中港關係的能力,希望這名特首能站在香港人這邊為我們爭取最大的利益的同時,又可令中央高興。
很明顯,我們的梁特除了在生物邏輯層上如奶粉、孕婦病床供應等資源問題上會替香港人爭取一下外,其餘關於政制、思想言論自由等高層次問題都為了讓中央高興而置香港人於不顧。
他競選時的承諾是會拿紙,筆和摺凳到社區聽取民意,又說甚麼香港營。搞完這些政治騷,當選了,我們又有多少次看到他走進社區?香港營慘變大陸營了!那時肥彭落區,吃蛋撻和跟市民接觸,是多麼受港人歡迎。現在梁特落區,我想他要安排幾十名 G4 保護,以防蕃茄雞蛋糞便的攻擊,這麼勞師動眾,還是不要落區好了。
一國和兩制一直面對著矛盾,到今天在瓦解邊緣,某程度上是梁特的責任。他往往只靠中央邊站,在國民教育、白皮書、政改上跟中央同聲同氣,壓迫港人,激發港人反彈。
香港人其實一點也不極端,不是要選一個跟中央鬥得你死我活的特首,而是一個能順得哥情又得嫂意的特首。
關於怎樣處理中港關係,只有下列三種可能性,
1. 在香港和中央產生矛盾時,特首站在香港人立場,對抗中央。
2. 在香港和中央產生矛盾時,特首站在中央立場,漠視香港人意見。
3. 在香港和中央產生矛盾時,特首擔當協調角色,化解雙方矛盾。
為甚麼學聯要到北京直接跟李克強面談,就是因為他們認為特區政府在調解角色上一無是處,那政改報告不符實情更為香港人幫倒忙。香港人只看到政府一面倒對中央阿諛奉承,看不到他們有化解中央對香港人的誤解,增加信任和為香港人爭取最大的民主。
最後,出閘門檻要過五成,2016立法會選舉方法不變,特區政府只雙手一攤說這是人大決定,他們無權改變,拍拍屁股就把責任推卸給中央,這是一個甚麼樣的中間人啊!
你去買一個單位,你和賣家價格談不攏,地產經紀還得要竭盡所能在中間斡旋促成交易,方能賺得佣金。香港人卻無論對這中間人有多不滿,還是要繼續錄用,無權換人。
其實香港人有著韋小寶的「精仔DNA」。韋小寶在清廷和天地會間周旋,靠把口吃兩家茶禮,用盡手段平衡雙方利益,升官發財之餘,更娶得七個老婆。
香港人一直充當中西方的中間人,十九世紀末何東作為中西貿易間的買辦就賺得盤滿砵滿了。南北行商人也是中介角色,把南貨北運,北貨南運造就不少富商巨賈。改革開放後,不少香港人在大陸工廠和外國買手間充當中間人而致富。香港人從來就具備在中西方價值觀間協調的本事,為甚麼現在要找一個在一國和兩制間協調的中間人這樣難?
試想清廷跟天地會水火不容,但香港和中央關係卻學董伯說「中國好香港好」,並不是每事矛盾,為何特區政府總有能力把事情弄得一塌糊塗?
現今政壇有這種口才了得,勇敢醒目,能在中央和香港人間周旋得得心應手的韋小寶嗎?不要不是給豬就是狼讓香港人選好不好?再這樣搞香港要完蛋了!

2014年10月25日星期六

重回八十年代盛世 - 從「公民提名」到「稅民提名」

繼續佔領、展開其他不合作運動、談判三個方法中,個人較傾向以談判找出路,談判需要雙方妥協,並以佔領作籌碼為政制爭取最大的民主成份。



就民意看,市民較接受提委會民主化的方案。在上一篇文章,我提出了類似彭督新九組的擴大選民基礎方案。不料幾天後梁特就發表特首候選人如果由公民提名產生,政策會讓月薪14,000元以下的窮人壟斷,並向窮人傾斜的言論。

這論述令市民非常反感是正常的。為什麼窮人不能享有跟中產和富人一樣的政治權利﹖為什麼窮人要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誠然,即使他說的是事實,把這話喧之於口卻是嚴重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現。他不僅得罪了年青人,現在連本來希望穩定,搵食至上的基層也得罪了。

其實,這番言論的隱含意思是,

中央和梁振英仍相信以前香港賴以成功的方程式。就是商家賺大錢的話,他們會把經濟利益滴漏給普羅大眾,並改善他們的生活。因此如果政府和商家互相支持,社會就會穩定。

相反如果商家賺不到錢,下面的普羅大眾要被裁員減薪,社會就會不穩定,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就是例子。因此如果窮人擁有提名權,他們便成為社會的大多數 (香港堅尼系數為0.54,貧富懸殊程度是世界之最,北歐國家一般不超過0.3),未來的政策會是對富人徵收重稅,對窮人則大增福利,嚴重損害商家利益之餘,又養懶一班窮人,令香港經濟失去競爭力,並會造成今天類似希臘和冰島的破產後果。

這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但是這個貧富懸殊的社會是誰造成的﹖還不是特區政府過去十七的極端自由主義造成的嗎﹖再加上美國大印鈔票和孫九招推高物業價格,令有樓者和無樓者財富距離拉闊,貧富懸殊愈趨嚴峻了。現在提倡的公平政制只是針對過去所造成的錯誤作出彌補,當貧富懸殊得到改善,政策自然不會過份偏重窮人了。

今天讀到高天佑的一篇文章,提出「稅民提名」的概念。他的說法是可把提委會的公司票改為個人票,而個人票是根據交稅的金額,各界別從業員月薪達入息中位數14,000元﹐在最新年度繳付了1000元或以上稅款,便有資格投票選提委 (選民基礎由25萬提高至100 萬人左右)。這方法的好處是防止民主變民粹,獲個人票者本身皆為繳稅者,理論上不會支持高福利政策。因此既不會被人數多的基層選民壓倒,又解決了現在嚴重傾斜大商家的問題。

當然,這制度仍排除了14,000元月薪以下的低收入人士的選舉權,但他認為反正提委會本身已是不公平,現在已把不公平程度減少了一點,有一點進步了。

我更看重的是這種提名方法的政策效果。香港現在的問題是小圈子選舉令政策向大孖沙傾斜。大孖沙涉足香港的支柱行業如地產、零售、 金融、物流等,把大部分經濟利益舔盡,大賺特賺,最後中產往下流,也窒礙了青年人往上流。全港GDP是提高了,但普羅大羅卻沒有分享到成果。

中產階級提名提委的好處是選出的特首候選人會向中產和基層傾斜,既不會180度把香港變成北歐式的福利主義城市(因中產不會讓民粹主義者出閘),又可照顧到窮人的利益(因這佔全港大部分人口的階層要普選出特首),更可讓政府重新審視產業多元化。

中產階層有不少是專業人士,IT的,醫療的,工程的,金融的或中小企業的,如果他們手握提委的選票,特首候選人要切切實實回應怎樣可以促進他們前途的發展。跟公司票不同,公司大多只保守地要求一個不干預他們、低稅制並且親中(因為不少公司在大陸也有生意)的政府。現在政府卻要考慮怎樣發展和做大做好整個產業,甚至倡議新的產業,讓這班中產人士前途發展更好,並向上流動。中產向上流動,年青人自然有位可上,經濟也不用過份倚賴內地了。

香港人的黃金時代是七八十年代,這是最令人懷念的時代。中產階級的崛起,推動了各階層向上流動,民生大大改善,經濟和文化到達巔峰。如果這「稅民提名」或「中產提名」的制度有助於重新建立強大的中產階級,從而讓年青人有希望,令商業和地產霸權收歛,讓產業更多元化和具創意元素,香港人又會否考慮收貨呢﹖

2014年10月22日星期三

嚴正聲明 - 嚴防外國勢力在港搞局

香港外部勢力太多了,抓之不盡。美國學生來港學術交流,跟香港同學談起美國的民主,香港同學嚮往民主國度,於是「被煽動」去搞佔中。大學圖書館有大量鬼佬書籍講西方政治理論,完全不符合中國國情,應效發秦始皇焚書坑儒,抵抗外國勢力。

子女放洋也不好,萬一在外國被洗腦,回港搞局怎麼辦﹖梁特(已見到女兒不斷顛覆老爸)、林鄭還把子女送到與中國為敵的英國,那個肥彭對中國內政指指點點,不排除官員子女們被外部勢力洗腦回來顛覆國家的可能性,所以現在必須把他們子女強制遣返大陸接受國民教育,以保國家之安全。

迪士尼是美國霸權主義產物,現在除了香港還要在上海多搞一個樂園,小孩從小就被外部勢力洗腦,太危險了。

用蘋果三星索尼智能手機的人也非常邪惡,日韓受美國所托圍堵中國,怎能不害怕他們在手機植入偷聽器,圖對中國一舉一動暸如指掌﹖江湖傳聞周永康的Iphone 6 乃美國送贈,供美國佬和他們亙通情報。如果中國人相信這是真的,為顧及國家安全,就只能用小米,小米只會把個人私隱直送北京伺服器,何其安全貼心啊!用蘋果者等於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不想當漢奸就立刻轉用小米華為吧!並且幫為外部勢力生產間諜工具的富士康抄家,以示抗議!

老蘭老外雲集,跟一眾港女打成一片,有理由懷疑他們是這班港女佔中的軍師,警察何不大舉掃場,查清楚這班外國勢力有沒有煽動叛亂﹖

在特首和官員們眼中,香港青年們全都腦袋長在屁股,不懂獨立思考,只會被外部勢力洗腦、煽動和控制,做他們的工具!因此有以下建議,

在這個有被害妄想症的大國,防止外部勢力有機會介入的最佳方法就是「鎖國政策」,北韓金仔就是最好的學習對象了。港府大可勒令把外國人驅逐出境,禁止跟外國人做生意,禁止跟外國人有任何交流,禁止外國媒體書籍在本港播放銷售,禁止放子女到外國留學,拿到的外國護照要全部放棄,不准使用外國品牌手機,這樣國家安全就萬無一失了。

2014年10月19日星期日

學聯政府談判會取得成果嗎﹖

學聯談判在即,各位支持民主的朋友的訴求不外乎人大撤回決定、公民提名、梁特立刻下台等,否則佔領勢不罷休。 如果這談判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對話解決事情,那雙方也必須作出妥協。但是,如果大家堅持現時的叫價,一步不讓,自說自話,雙方就不應進行談判,示威者繼續佔領好了。那就要等到最後誰討價還價能力強,對方忍受不住要主動投降,並全面接受我方的要求。

現在看來,示威者的討價還價能力還是很強。經過之前警方對示威者使用的武力受盡輿論批評後,他們使用武力變得謹慎了。儘管警方清場,示威者之後又重新集結起來,警方根本毫無辦法,對示威者「冇符」。

每個人也可對形勢判斷有不同的見解,暫時估計不到學聯妥協和絕不妥協中,哪一個選擇對取得最大民主成果較有利。

據路透社透露,習近平應對香港現況的方針是「不妥協,不流血」,可以預期學聯跟政府談判,政府絕不會就人大框架作出讓步。公民提名無疑是爭取民主者的共同理想,但至今成功爭取機會有多少,大家心裡有數。

學聯重申了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後,回歸現實,怎樣可以在這個框架內最大化民主成份?學聯的談判最後防線應在甚麼位置落墨?

按人大決定,提委會需按照選委會四大界別以相同比例組成。這裡有增加民主成份的空間嗎?

雙方如果動動腦筋,運用創意,就有可能提出不違反框架而又能增加民主成份的方案。

我先提出一些可能性。選委會由四大界別,三十八個小界別組成,選民約廿五萬人。以廿五萬人代表香港八百萬人選特首,嚴重缺乏代表性。

如果我們把五百多萬選民全放進四大界別,然後這個代表全民的提委會提名並篩選出候選人,再讓全民普選,這又可不可行﹖這方案是可以在本地立法階段做到的。

舉例,我是採購員,現在無票,但未來我可不可界定為進出口界,然後投票選提委呢?又比如幫客人做推拿按摩的風月女郎,可以界定為中醫界的選民嗎?所有香港選民都可向選舉事務處申報自己的職業,再由他們納入其中一個界別。

另外,選委人數跟該界別的選民人數比例不合理地失衡,如漁農界的60位選委由159人選出,勞工界的60位選委由626人選出,教育界30席卻由86,000多人選出。人大決定僅訂明提委會四大界別人數不變,無規定小界別的議席分配亦不能變。因此在本地立法階段,可以重新檢討每個小界別選民人數和提委人數的關係,再釐定出每個小界別的合理提委人數。

我知道有界別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選民必然親中,但這一兩個界別並不能左右大局。

只要提委會具足夠代表性,由本來廿五萬人大增至可能四百多萬人,間選出來的特首候選人也會具代表性了。

第二,可不可以用袋住先去換真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如果學聯肯全力遊說泛民通過政改方案,政府可以再啟動政改五部曲,2021 年全面普選立法會,取消功能組別;2022 年給香港人國際標準的真普選,把特首出閘門檻降回八份一或更低嗎?政府須就這些訴求認真跟中央商討,並在下輪談判向市民交代。

要注意的是,人大規定了,若搞不定特首普選,不會有立法會普選,特首普選和立會普選成了一捆綁套餐。因此政府必須向香港人承諾2017 袋住先後,2021 年全面普選立法會,2022 年特首選舉是真普選。

上述訴求完全符合基本法循序漸進原則,又不會對內地其他省市如新彊、西藏產生影響。因為中央只是按基本法辦事,並沒有就人大框架作出讓步和向香港人低頭,完全顧全了中央權威了。

下星期二的對話是公開的,我相信學聯公開提出這類建議的可能性不大。我期望下幾輪談判可加入閉門談判,增加促成共識的機會。

2014年10月14日星期二

萬一中央關水喉。香港經濟會……

聽聞遮打運動令中央非常不悅,要關水喉減批自由行。香港在經濟上如失去大陸支持,還能不能生存呢﹖

要得到答案,先看看香港現時經濟主要靠甚麼支撐,從貿發局「
香港經貿概況」,用幾分鐘就能知道大概情況,非常「雞精」。

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產業為貿易及物流業 (佔GDP 24.6%)、旅遊業(4.7%)、金融業(15.9%)、專業服務及其他生產性服務(12.8%)。

貿易及物流
佔GDP 最多的產業,達四分之一,當中有54%是出口到內地,其餘是歐美各地。對內地的出口,三成是要在內地再加工(應是原材料需從外國進口),又有三成是經香港轉口到內地,總言之對內地的出口也實際上是轉口。


眾所周知,香港的製造業已全面北上,現在的所謂出口,都以轉口為主,生產/加工基地全在大陸,所創造的工作機會也在大陸。表面上出口貨值達3039 億美元,實際上本地出口只佔49 億,轉口卻大佔2991億,真正帶動本地就業機會的貨額只佔總出口的0.016%,數字微不足道。

香港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工種如 ”Merchandiser”, "Shipping Clerk" 等約有五十萬人,工資約八九千至二萬多不等,在外國買手和大陸生產商間扮演橋樑角色。我在
上一篇文章已分析這個行業在大陸競爭下走向萎縮衰亡。在「去中介人」的趨勢下,這五十萬人的就業前景堪虞。

另外,香港葵涌貨櫃碼頭已受到鄰近港口如
深圳鹽田、蛇口、廣州等競爭,生意會越做越縮。未來數年,香港的出口額必然下跌。

金融
金融業的核心競爭力在於香港的健全法制和司法獨立,投資者對香港擔當中國企業的離岸集資中心和人民幣離岸中心較有信心。直至2013 年就有近800 家中國企業在港上市。然而,中央利用香港讓中國企業和金融業走向國際化,同時也不想全部押注在香港,打造前海就正正是削弱香港這個角色。香港金融業已越來越倚賴內地,終有一天中央可主宰香港金融業的發展。

旅遊
數字上旅遊業對GDP貢獻不大,只有4.7%,數字主要由旅遊業直接帶動的零售、酒店、餐飲、客運等行業組成,但若計算間接服務如進口、批發、倉庫、運輸、廣告、市場推廣、銀行融資、寫字樓租賃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例如會計及法律)的貢獻,據林本利分析,可達GDP 20%以上。而在所有旅客中,內地的佔75%,反映香港旅遊業極度依賴自由行。如中央收緊自由行屬實,對經濟的每個環節也有所打擊。

專業服務及其他生產性服務
生意視乎商業活動的蓬勃程度,經濟不好,會計師,律師,測量師等專業人士也不能獨善其身。一些專業人士透過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向大陸輸出服務,某程度上這產業也跟大陸密不可分了。



四個支柱產業,貿易走向萎縮,旅遊、金融和專業服務也倚賴大陸,香港經濟還可以沒有大陸支持嗎﹖

想一想,很多國家也有其標緻性、馳名海外的產業和品牌,例如美國有可口可樂、P&G、蘋果、麥記、Nike;日本有Toyota、 Sony、松下;德國有奔馳、寶馬;意大利有法拉利、Prada;和香港人口接近的瑞士有勞力士、Omega;台灣有華碩、Acer、HTC;南韓有Samsung、現代。香港呢﹖香港有甚麼標緻性的品牌行銷海外﹖白花油嗎﹖

在恒指成份股裡,有一些銀行、一些地產商、還有一大堆不是反映香港經濟實況的國企,有哪一家公司是行銷海外的國際/全球品牌﹖以前還有一家公司叫思捷環球(Espirit),可稱得上國際品牌,現在這家公司已在環球競爭中被殺下馬來,一蹶不振。

如果香港沒有這些可以出口並暢銷世界各地的國際品牌,那麼怎樣去吸外面的錢﹖香港可以只靠內需、塘水滾塘魚嗎﹖香港沒有天然資源,「飲啖水」都要從大陸入口,如果我們只付錢進口,那錢從何來呢﹖

假如中央真的因遮打運動動怒,以關水喉作為懲罰,不再讓企業來港上市,不再放內地旅客來港消費,甚至取消CEPA 安排,香港人不能再賺內地人的錢,失業率恐怕要上升,工資要下降了。要民主自由還是麵包可能是二擇其一,甚至很大機會是兩者皆失的選擇。

要怪便怪特區政府短視,回歸17年,經濟發展嚴重靠攏大陸。再看台灣,他們扶持的的高科技行業因其競爭力讓他們有選擇,不一定被大陸牽著鼻子走,如富士康可跟蘋果、三星做生意(雖然其生產基地在大陸)。但香港卻因長久以來沒長遠經濟政策,如不服務大陸人,還有其他選擇嗎﹖

爭取一個公正的政制(包括降低出閘門檻和取消功能組別)有助扭轉長久以來的極端自由主義政策和向商界的嚴重傾斜,長遠解決樓價、物價、舖租高漲、自由行泛濫、貧富懸殊、產業單一化等問題,讓整個社會面貌跟現在的不一樣。這視乎有多少香港人願意犠牲中短線經濟利益,為自己未來和下一代建立一番新氣象。

2014年10月12日星期日

兩代鴻溝 - 為何兩代香港人對遮打運動立場各異﹖


如果有讀小弟上一篇文章「致反對佔中家長們」,你們會發現一些年紀較大的家長們如五六十後普遍不支持遮打運動,年輕一代卻身體力行參與佔領,令有些父母投訴家庭內出現撕裂。為什麼兩代之間的價值觀大相逕庭呢﹖我試從呂大樂四代香港人的理論框架分析原因。

呂大樂以四代香港人劃分1920年至1980年的香港人。第一代是二十至四十年代二次大戰前出身的香港人,即是我們這些八十後的阿爺阿嫲那一代。第二代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香港人,即我們的父母那一代。第三代是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中的香港人。第四代是七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出生的香港人。

我們說香港社會正在向下流動, 就是說我們第四代的社會地位相比父母那一代(第二代)低。

我公司的Director是五六十後,可以界定為呂大樂劃分的第二代香港人。跟她聊天,她絕對是典型的第二代香港人。中文大學畢業,相信自己的未來由自己主宰,她認為自己今時今日的社會地位,是自己努力的成果,並且對現今年青人動不動就上街抗爭感到反感,認為自己的福祉應該靠自己努力工作換取,不應向政府伸手。

現在看來,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的塑造下,她持這種價值觀並不奇怪。她在七十年代擁有這個學歷,在當時被視為天之驕女,到社會工作,在經濟起飛,各產業都有爆炸性增長,人力資源求過於供的年代,怎會不扶搖直上,海闊天空,前途一片光明呢﹖因此她自然相信實力、苦幹、聰敏、機警是成功和改變社會地位的因素,而忽略了那時外部環境也造就她快速上位。

第四代香港人,特別是八十後,自出娘胎就不是長大於一個穩定的環境。1983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香港回歸有了定案。1989年,大陸發生八九民運,對未來的惶恐和憂慮即使是當時的小學生也感受到。1997年,香港回歸後,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八十後大概在念中學了,開始擔心畢業時的經濟狀況。六年後,沙士讓香港陷入蕭條,八十後大學畢業生,五六千元月薪的工作也爭著要做。


沙士後,由自由行帶動,香港經濟又重新復活,蓬勃發展。八十後打工多年,累積了一定的工作經驗,也到了適婚年齡。怎料樓價拾級而上,工資增長永遠無法追到樓價升幅,無法成家立室,獨立起來。

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經濟成熟到這個程度,舊產業領域的管理職位被還沒退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香港人佔據,儘管第四代香港人在工作上表現出色,也得要看看上面有沒有空缺騰出。當他們長期努力,也是當「散仔」,看不到升職的機會,薪金不能較大幅度提升,對前景自然感徬惶了。

以我從事的貿易行業為例,香港人在大陸工廠和外國買家的貿易裡一直擔當中介角色。1978年大陸改革開放,吸引了大量港台資本家到經濟特區開工廠。另外,香港亦有大量貿易公司,所謂「行」,他們沒有擁有工廠,只是根據外國買手需求找工廠提供商品。內地人經歷十年文革,「英文都唔識多句」,遑論跟外國人做生意,所以只能聽香港人命令,提供勞力。

在八九十年代,無論港資工廠或貿易公司,香港人都可以利用他們的語文優勢,生產技術和國際視野,在外國和工廠間充當「盲公竹」,而這角色基本上是不能被取代,牢不可破的。

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幾年,內地的製造業已經非常發達,教育亦有長足發展,甚麼國際貿易系、外語系出來的大學生,工資大概是香港人三分之一。大陸人亦懂得自己搞工廠,擺展覽,接生意,香港公司以往的壟斷優勢完全被打破。首當其衝的是貿易公司,他們沒有生產資料,只是充當中間人,賺取差價,這種低增值business model 必然先遭淘汰。

行業萎縮,五十至七十後管理層又「打死都唔走」,八十後更面對比他們更年青的人低價競爭,處境相當堪虞。

近來,不少八九十後除了當一份正職外,也搞自己的事業。他們在正職看不到晉升機會,於是保留精力,把心思花在自己創造的生意上。學寫蘋果Apps呀、Facebook games呀、幫客人做蛋糕呀、在ebay 賣東西呀、搞 table for six呀、寫專欄、做 freelance呀,總之就是從正職以外獲到額外的收入和成就感。有些年青人很想開店,可是近年自由行令租金飆升,要「計掂條數」殊不容易啊﹗

值得一提的是,回歸後董伯也曾雄心勃勃提出新產業如科技港,中藥港等概念,如果成功,實有助於創造新的管理職位,讓年青人更易升職。可惜因為向商界傾斜的制度,數碼港變地產項目,中藥港沒成氣候,投資期長,最後不了了之。2003年大陸放寬自由行,政府用不著幹甚麼就能讓經濟起死回生,也不再捨易取難,花心思發展新產業了。

第四代香港人從小到大受這種政治經濟環境所塑造,現在更升職不成,買樓不成,創業不成,成家不成。價值觀跟第二代大相逕庭,又有何奇怪呢﹖第二代香港人樂觀、充滿自信、對未來充滿希望,相信美好將來由自己創造。第四代香港人悲觀、無奈、激進,認為政府應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出來搞抗爭,爭取權益。第二代香港人覺得第四代香港人事事跟政府對抗,政府不能順利施政,影響香港繁榮穩定,對這班年青人所做的予以否定。兩代的撕裂對立就這樣形成了。

在討論幾代香港人的問題,很多人也只從自己的觀點出發,而沒有客觀審視政治經濟環境對他們價值觀的塑造有極大影響。當了解到這一方面,大家就能互相諒解。反正,未來要靠新一代去創造,老一輩堅持自己比新一代有為、聰明、堅強和努力得多,並沒有意義。對他們耐心的教導,分享自己的經驗才真真正正對香港和下一代有所貢獻。

2014年10月7日星期二

致反對佔中家長們

當反佔中者以佔中的壞影響質問佔中者,佔中者普遍支吾以對,或簡單說為了爭取民主。我希望這文章有助大眾了解年青人為什麼這樣做,政治和生活有甚麼關係。

是的,反佔中的理由全部都成立。什麼怕得罪中央,怕中央關水喉,怕影響經濟和生活,無論做甚麼都不能改變中央決定等,我全都同意。甚至你說中央會秋後算帳,以其他城市取代香港,我也認同。

這麼多壞處,為甚麼還要佔中?君不見佔中者大多年青的八九十後嗎?我多次撰文,說出八九十後的困局,如大學生工作多年月薪也不到二萬,他們無法負擔樓價,看不到努力跟回報的關係,對未來絕望。

相反,已買房的坐著等樓價爆升幾倍,不用工作也可輕鬆退休。

店舖因自由行租金飛升,只有大型連鎖店和跟自由行有關生意方能負擔,令香港人的選擇減少。年青人要開店創業,只能跑到人煙稀少的工業大廈樓上舖。

這些社會流動,房價,舖租問題無不緣於一個向商界和中央傾斜的不公正制度。

商界最喜歡甚麼?當然是自由市場,政府千萬不要干預,不要增加他們營商成本。

政府讓市場主導,以大市場小政府理念施政,沒長遠經濟政策,沒對產業作出扶持,導致香港今天經濟競爭力下降。現在要倚賴中央放寬自由行撐住經濟,很多行業沒受惠於自由行,年青人分享不到經濟發展成果。加上舊產業的中層管理職位由五十至七十後盤據,又沒有新產業創造出新的管理職位,年青人要升職又慢又難了。跟你們七八十年代生活質素大躍進不可同日而喻。

勾地制度美其名是市場主導的制度,市場如有需求,發展商自然會勾地出來競投,但結果發展商傾向少建屋,以維持較高尺價,少做而高回報。這制度導致今天樓價狂飆,年青人不是成了樓奴,終身為地產商和銀行打工,就是望樓興嘆。

自由行跟本地需求是有分別的,香港人會買這麼多珠寶嗎?可是市場經濟卻是價高者得,誰付得起鈔業主就租給誰。在一線地區,儘管不是旅遊區,店舖的銷售對象已不是香港人了。

凡此種種,都是因為現有政制產生偏重商界和中共的特首,特首的政策必定有利於他們。儘管有利民措施,也必然以不損商界利益為前提。

如果你是父母,你願意看到你的子女長大後日子過得這麼苦嗎?你希望他們無立錐之地,難以成家立室,對未來感絕望嗎?

得罪說,如果當下你認為最重要是不要影響你上班生活,對子女抱著將來佢死佢賤的不負責任態度,請不要將苦難帶給他們,不要讓他們出世好了。

現在年青一代正犧牲自身利益為自己和你們子女未來打拼,你不但不感恩,還站在殘暴政府一方,視他們為敵人。這實無任何道義可言,試問沒道義的父母如何教好子女?是你們短視還是沒理解到政治跟生活的關係?

當然,如果你沒子女,只希望現在不影響自己的生活,未來怎樣你沒所謂,這些人我反而會同情理解。

2014年10月5日星期日

從博弈理論看佔中發展

相信很多人也不能估計現在的政治危機該如何收場。如果從博弈理論(Game theory)看,政府和佔中派下一步棋該如何走﹖

請參看以下表格,分析如下,

1. 假如雙方要拿盡所有利益 (所謂利益,佔中派是爭取民主成份,政府是不用給予民主成份),他們必須背叛對方。佔中派如要政府撤回框架,爭取最大民主成份,必須繼續佔領,逼政府屈服。政府如不想改變人大決定,必須強硬清場。

假如雙方為了不犠牲任何利益而拒絕談判,佔中派堅持佔領,政府決定武力清場,最終會壤成暴力解決,兩敗俱傷。必須留意的是,假如武力清場,佔中派必然是輸家(爭取不到任何民主成份),只得1分。但政府雖形象盡毀,一國兩制危在旦夕,但卻沒有犠牲利益(不用給予民主成份),得到2分(兩者互相抵消所以得2分)。

2. 假如佔中派和政府談判,雙方也必須作出讓步,例如政府必須跟中央商議增加現有決定的民主成份。佔中派要犠牲公民提名等民主成份才能達成共識,談判令雙方各得3 分。

3. 假如政府希望談判,佔中派卻因不願犠牲任何民主成份而拒絶談判,則這種堅持可能會獲得爭取到真普選的結果。相反,如果佔中派發公開信希望跟政府談判,政府因不想給予任何民主成份而拒絕,則政府可以維持現在人大決定,不用跟中央再爭取甚麼。政府或佔中如有一方不肯談判,不談判方可獲得最高分5分。

4. 雙方在沒有溝通下必然爭取自己最大的利益,盡量不談判去獲取全5分。但是,在資訊流通現況下,雙方都知道沒可能獲5分(因對方一定不肯就範,滿足對方所有要求),因此兩者盡量避免互相背叛(結果是一方只有1分,一方有2分),而盡量談判,以各取3分。

5. 政府有沒有空間妥協不是它可以自己決定,而是由中央主宰,要取這3分很有難度。假如它無法作出任何妥協,必然走向雙方背叛,暴力解決的方向。梁特如想取3分,不取2分,必須好好游說中央。林鄭必須對對話好好準備,不要刺激示威者,走向雙方背叛的雙輸局面。


2014年8月4日星期一

香港經濟前景之一

說香港的經濟局面沒有出路,甚至完蛋,我是同意的。在港英年代,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造就了九七年前的經濟增長和繁華。是積極不干預為香港帶來經濟奇蹟,還是天時地利人和因素﹖這個問題足以寫一篇過萬字文章探討。

從我做了十年的貿易行業看,只有中國不好,香港才會好。當中國好,香港就不好。為什麼﹖
 
香港人在大陸工廠和外國買家的貿易裡一直擔當中介角色。1978 年大陸改革開放,吸引了大量港台資本家到經濟特區開工廠。另外,香港亦有大量貿易公司,所謂「行」,他們沒有擁有工廠,只是根據外國買手需求找工廠提供商品。內地人經歷十年文革,他們字也不多懂,遑論跟外國人做生意,所以只能聽香港人命令,提供勞力。在八九十年代,無論港資工廠或貿易公司,香港人都可以利用他們的語文優勢,生產技術和國際視野,在外國和工廠間充當橋樑角色,而這角色基本上是不能被取代,牢不可破的。
 
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幾年,內地的製造業已經非常發達,教育亦有長足發展,甚麼國際貿易系、外語系出來的大學生,工資大概是香港人三分之一。大陸人亦懂得自己搞工廠,擺展覽,接生意,香港公司以往的壟斷優勢完全被打破。首當其衝的是貿易公司,他們沒有生產資料,只是充當中間人,賺取差價,這種低增值business model 必然先遭淘汰。然後是一些缺乏創新能力的工廠,如果以低成本作為競爭模式,必會因大陸的成本上漲而夾得他們兩面不是人。
 
香港整個貿易行業(只說擔當中外貿易中介人的公司)養活幾十萬人。我預期整個行業會持續收縮,這幾十萬人往後五至十年何去何從,我不敢想像。如果他們不轉行,將會像八九十年代工廠北移剩下來的工人一樣,接受再培訓,學習按摩、執床、保安、照顧老人等。
 
九七後,特區政府也想一度一改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像台灣扶持高科技一樣,搞甚麼中藥港呀、科學園呀,鞏固四大支柱呀,最後亦因老董政府的無能而胎死腹中。今年是2014 年,香港還有甚麼有前景的行業﹖金融嗎﹖地產嗎﹖旅遊嗎﹖他們無一不是靠中央政府施捨的。
 
中央讓大陸企業到港集資,香港金融業就多賺點。大陸人蜂擁到香港買房子,把房價炒到天價,特區政府不多加限制,物業價格是上升了,窮人卻只能住劏房。中央放寬自由行,香港零售酒店業方能維持。香港現在出現的奇怪現象,或多或少受大陸需求影響,
 
1.      青少年滿十八歲就申請公屋。有些青年甚至自製失業,為得到公屋犠牲前途。
2.      資產決定一切,有資產者和無資產者成了階級對立。
3.      一個大學生的工資可以不及一個洗碗工 (自由行令餐飲業蓬勃,推高洗碗工工資)
4.      建築工人的工資是大學生的幾倍 (房屋供應短缺和十大基建推高工人工資) (跟第3點一起看,就是推翻了書讀得好就能改善生活這根深柢固的價值觀。)
5.      有本土特色的小企業捱不住舖租飛升而紛紛結業,同時大量藥房金舖表舖應運而生
 
根據上述的一些觀察,我的結論是香港往後的經濟只能被內地牽著鼻子走 (沒錯,不是大陸要靠香港人,而是香港人要靠他),中央不讓你賺,香港人連穀種也沒得吃。中央給香港委派一個甚麼角色,香港就要跟著做。甚麼佔中運動,若激怒了中央,他要經濟封鎖你,恐怕香港人失業率要上升,工資要下降。現在一部分香港人的確幼稚,還在幻想大陸沒香港不行!
 
台灣的高科技行業因其競爭力讓他們有選擇,不一定被大陸牽著鼻子走,如富士康可跟蘋果、三星做生意(雖然其生產基地在大陸)。但香港卻因長久以來沒長遠經濟政策,如不服務大陸人,還有其他選擇嗎﹖

2014年7月10日星期四

我對2017普選的立場

1
立法會搞到如斯田地,行政立法關係長期惡劣是一個重要原因。解決方法只有普選特首,讓一個有認受性的人當特首,民選議員也不可能長期為反對而反對,和選票作對,與民為敵。

然而,我們2017是可以普選的,只是在我們選前先讓中央選過。這又能不能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讓往後施政較暢順呢﹖那要看這篩選有多嚴格。我認為把門檻降低,讓一些較溫和的民主派入閘,有助於提升認受性,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我認為讓甚麼人入閘也不怕,就讓他嘗嘗管治香港的困難,看看現在反對政府的人有多把炮,把香港管成怎麼一個樣子 。



2
正正因為中共本質係一黨專政、專制極權、維穩、領土完整至上,已經決定咗一國同兩制水火不容,自出娘胎已經行不通。

香港已經進入咗一個死局!特首冇認受性令行政立法關係長期交惡,拉布令施政舉步維艱。要有效管治,只有普選一途。

然而,中央就算知普選可以解決問題,佢都唔放心比香港人普選,因為佢體內有著專制極權嘅DNA。

硬碰硬對香港人更加唔著數,因為對象係起國際舞台上表現強硬嘅中共, 唔係崇尚民主價值o既美國政府(人地可能唔使爭取都比你)。公民抗民聽起來大義澟言,我亦尊重佢地所做嘅,但我唔覺得呢個極權政府會讓步。

形勢比人強,最後佢乜都唔比我地又吹得佢脹咩﹖

反而,一d 小嘅妥協係有可能達到嘅。政治係妥協的藝術,尤其是大家已經冇咗信任。對住呢d 政權,感覺上軟功比硬功可行。


3
佔中可能出現兩種情況。

1. 中環被佔領了,中共很害怕,然後讓步比真普選香港人。

2. 中環被佔領了,警力不足以清場,解放軍出動清場。

點解支持佔中嘅人咁有信心第一種情況會出現﹖以中共過去強硬殘酷嘅歷史同作風,我覺得第二個情況出現機會大好多喎!

Okay,咁香港人重有乜野把炮同政治籌碼去爭取真普選。我認為重有三個籌碼可以牽制住中央, 令佢地考慮多d 野 。

第一,佔中前談判。點解三子遲遲唔發動佔中﹖因為一佔中,就等於正式wea 爛塊面,對話大門正式關上。一日未開始佔中,我地都重可以同政府談判,最大化我地嘅利益。宜家佔中三子正等緊政府評估形勢後(包括八十萬人公投、五十萬人遊行)嘅回應, 先決定下一步點。

第二,中共講面子,如果佢搞唔掂香港人,令香港亂龍,會比國際社會恥笑佢連內部事務都搞唔掂,令中央起國際上威信大減 。因為佢成日話外國干預佢內部事務, 但佢就偏偏搞唔掂香港 。為了面子, 佢地會諗辦法阻止佔中發生,包括在政改上作一點讓步。

第三,如果中共搞唔掂香港人,證明一國兩制行唔通,對岸民進黨必定在下屆選舉火速上位,和平統一又行遠多一步了。

第一步非常關鍵, 三子必須在佔中前爭取最大利益, 逼政府交一個最大讓步嘅方案。 

如果佔中最後發生了, 就係香港玩完嘅時候, 因為第二同第三點對中央已經唔再產生牽制作用, 佢亦都唔使再同你談判, 因為香港人已經選擇咗一條兩敗俱傷, 玉石俱焚嘅路 。

2013年2月13日星期三

怎樣長遠解決日漸嚴重的中港矛盾﹖

近來閙得熱哄哄的話題是中港矛盾。很有趣的是,2003年的開始的自由行,十年後對香港的民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這些負面影響包括令香港的的資產價格、租金飛升,不少具本地特色的食肆捱不到貴租而倒閉。以至嬰兒用品、日常用品因內地人搶購而加價或出現短缺。

在五六年前的春節前夕,販賣時裝的連鎖店必定舉行清貨大特賣,「要錢唔要貨」,試圖在過年前把存貨清掉。這一兩年的春節,明顯地折扣並沒有以前大,零售商不愁貨賣不出,甚至要留起東西讓春節到港的大陸旅客購買。

是的,自由行的興盛把需求扭曲,香港一個千多平方公里的城市,正在滿足珠三角和其他城市幾億人的需求。整條彌敦道的金行、藥房並不是要滿足本土居民的需求,而是滿足大陸旅客的需求,這令得只有大型連鎖店或能滿足內地需求的商家才能租得起店子,小店不能在旺區生存。香港人與內地人的需求不完全一致令香港人的選擇減少,並且因租金被搶高要付出較高的價格購買商品和服務,影響到香港人的生活質素。

怎樣解決需求被扭曲的問題,從而增加香港人的選擇﹖我認為必須進行大規模造地,創造更多商店面積,讓租金下降,不會佔營業額太高的比例,減輕他們的風險,才能增加我們的選擇。以日本為例,地下商場就是在市中心局限的土地面積外提供額外的店面面積。地下商場因設在地鐵站裡,人流絕不比地上商場少,這樣就能在旺區向消費者提供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同時滿足香港人和內地旅客的需求。

除了商品外,內地人對我們的醫療、教育服務等也較有信心,沒有地,我們就會錯過了大好商機。

香港在過去幾年沒開始興建地下商店,不積極於造地,如果現在還不立刻加把勁追回失去的光陰,將會錯過最佳時機。當大陸日漸開放,服務業進步起來,香港對內地旅客的價值和吸引力必定大大降低。全國的高鐵網絡快要通車,各地旅客到香港的時間大為縮短,幾乎可以肯定未來香港的旅遊和零售業會爆炸性增長,現在還不好好擴展接待能力,香港必定「捉到鹿唔識脫角」。

內地人之所以喜歡香港,是因為香港的生活模式跟內地不同、貨品琳琅滿目、質素較高、性價比高,不會像內地般造假。只靠市場,並不能糾正現在在困境,政府應該想一下怎樣利用這優勢,讓更多人吃到這個服務業大餅,從而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


2012年7月19日星期四

四代香港人 - 第二和第四代的分歧

在這裡寫過幾篇關於香港社會流動的文章。呂大樂以四代香港人劃分1920年至1980年的香港人。第一代是1920-30 年戰前出身的香港人,即是我們這些八十後的阿爺阿嫲那一代。第二代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香港人,即我們的父母那一代。第三代是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中的香港人。第四代是七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出生的香港人,亦即是我們這一代。

我們說香港社會正在向下流動, 就是說我們第四代的社會地位相比父母那一代(第二代)低。 

我公司的CEO是五六十後,可以界定為呂大樂劃分的第二代香港人。跟她聊天,她絕對是典型的第二代香港人。中文大學畢業,相信自己的未來由自己主宰,她認為自己今時今日的社會地位,是自己努力的成果,並且對現今青年人動不動就上街抗爭感到反感,認為自己的福祉應該靠自己努力工作換取,不應向政府伸手。

現在看來,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的塑造下,她有這種價值觀並不奇怪。她在七十年代擁有這個學歷,在當時被視為天之驕女,到社會工作,在經濟爆發,人力資源求過於供的年代,怎會不扶搖直上,海闊天空,前途一片光明呢﹖因此她自然相信實力、苦幹、聰敏、機警是成功和改變社會地位的因素,而忽略了那時外部環境也做就了她快速上位。 

第四代香港人,生於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自出娘胎就不是生長在一個穩定的環境。1983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香港回歸有了定案。1989年,大陸發生八九民運,對未來的惶恐和憂慮即使是當時的小學生也感受到。1997年,香港回歸後,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八十後大概在念中學了,開始擔心畢業時的經濟狀況。六年後,沙士讓香港陷入蕭條,八十後大學畢業生,六千元月薪的工作也爭著要做。

沙士後,由自由行帶動,香港經濟又重新復活,蓬勃發展。八十後打工多年,累積了一定的工作經驗,也到了適婚年齡。怎料樓價拾級而上,工資增長永遠無法追到樓價升幅,無法成家立室,獨立起來。

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經濟成熟到這個程度,管理階層被還沒退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香港人佔據,儘管第四代香港人在工作上over-performed,也得要看看上面有沒有空缺騰出。當他們長期努力,也看不到上升的機會,難怪現在有hea 做這個說法。

第四代香港人從小到大在這種政治經濟環境塑造下,價值觀跟第二代大相逕庭,又有何奇怪呢﹖第二代香港人樂觀、充滿自信、對未來充滿希望,相信美好將來由自己創造。第四代香港人悲觀、無奈、激進,認為政府應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出來搞抗爭,爭取權益。第二代香港人覺得第四代香港人事事跟政府對抗,令社會不穩定,政府不能順利施政,對這班年青人所做的予以否定。兩代的對立就這樣形成了。

近來,我看到的趨勢是不少八十後除了當一份正職外,也搞自己的事業。他們在正職看不到晉升機會,於是保留精力,把心思花在自己創造的生意上。學寫蘋果Apps呀、Facebook games呀、幫客人做蛋糕呀、在ebay 賣東西呀、搞 table for six呀、寫專欄、做 freelance呀,總之就是從正職以外得到額外的收入和成就感。我相信這股趨勢會蔓延,成為第四代香港人的一個特徵。

在討論幾代香港人的問題,很多人也只從自己的觀點出發,而沒有客觀審視政治經濟環境對他們價值觀的影響。當了解到這一方面,大家就能互相諒解。反正,未來就要靠新一代去創造,老一輩堅持自己比新一代有為、聰明、堅強和努力得多,並沒有意義。對他們耐心的教導,分享自己的經驗才真真正正對香港和下一代有所貢獻。




2012年3月25日星期日

再起飛

經過接近六年在特易購的工作生涯,前天是我工作的最後一天。有些人說自遞辭職信後的一刻,所有壓力便自然被放下。這句說話不能套用在我身上,工作接踵而來,這個月並沒有任何喘息的機會。直至最後一天,同事才跟我說我終於展露了比較開懷的笑容。我對這句話大感意外,原來自己在過去一段長時間木口木面,沒有展露半點笑容,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潛意識的不快或許是我決心離開的原因。

離開需要很大的勇氣,尤其是在競爭激烈的環境,每一份工也是不容易打。這半年,我竟然有一種非走不可的感覺,證明我意興闌珊的程度已經超越外面所有不確定的因素和風險。

我總覺得香港人的生活壓力在這幾年愈來愈大,不是說我們賺不到錢,而是賺到的錢並不足以令我們感到安全和快樂,因為經濟前景不確定,樓價和物價太離譜了,我們的生活並沒有因經濟增長而得到比較大的改善,簡言之就是我們沒有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今天是新一屆的特首選舉,雖然這是一場小圈子選舉,但我依然對新特首有所期望,改善中低收入人仕的生活,大建資助房屋,促進社會流動,打破大財團的壟斷,團結所有香港人,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社會和制度。我希望五年後我和其他香港人不會再有今天這種對未來充滿擔憂的感覺,而是對未來充滿願景和希望,這樣獅子山下的我們才能振翅高飛,重拾昔日的光彩。

2011年10月14日星期五

新居屋之我見

新居屋的詳情在特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揭盅。跟我原本預測的不同,政府在新居屋上擔當重要的角色,對房屋市場的介入甚至比舊居屋大。

第一,居屋交由房委會統籌興建,跟我之前預測在賣地條款上設定限制,然後交由私人發展商發展不同。明顯地,政府想對居屋的價格有更大的控制,不相信由私人所建的限呎樓能以合理價格賣給夾心人士。

第二,新居屋定價由市民的負擔能力決定而不是在市價上打折。在補地價部份,業主不用再以市價補地價,而是補會一筆固定的貸款給政府,就可自由買賣。之後若地價升值,增值部份全歸業主。若地價貶值,又可不補地價賣回給房委會。

從上述兩點看到,政府在新居屋上擔當主導角色之餘,還讓市民享有更多著數。政府就好像鐘擺一樣,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由以前完全不理,到上年仍不想全力去理,到現在積極介入房屋市場。鐘擺會不會隨經濟環境惡化再擺回另一面呢﹖政府為此已留後著,倘若日後樓價大跌,供款比例低於月入四成,政府有權停售新屋。新居屋變相是調控樓價的工具,多於成為一個長遠和穩定的政策。

新居屋比舊居屋著數,這項投資有嬴冇輸,令很多未曾置業人士保持處子之身,不會貿然置業,寧願先租樓,希望五年後中獎抽到新居屋。這些給夾心階層帶來的希望會延緩他們的購買慾,令低價樓交投淡靜,租務市場卻相當暢旺。我估計除非經濟轉壞,否則低價樓會由租務市場支撐而不會大跌。

而在市旺時買了舊居屋或補了地價的,會因補價機制沒有新居屋般著數而投訴。舊東西和新東西所衍生的利益衝突是很難解決的,因為兩者的定價基準完全不同,政府在未解決這些衝突就公佈詳情,看來下一波爭議正要展開。

我始終認為樓房的市價正反映求過於供,只要政府增加土地供應,並限制呎數和可售予的人士,居屋跟私人發展的房屋同樣能以合理價格出售。分別只在於居屋是幸運大抽獎,給很多人虛假的希望,最終不中獎的人還是要等。與其等政府五六年後抽獎,不如看看這一波的經濟危機能否把樓價拉下來。

2011年8月31日星期三

未補地價居屋可售予白表人仕有助市民上車嗎﹖

今天看到一則新聞,說政府有意讓符合白表資格申請者購買未補地價居屋,以解復建新居屋遠水不能救近火的缺點。

未補地價的居屋,原本只有綠表申請者,即公屋住戶才有資格購買,現在讓條件更好的白表人仕也能購買,必然為香港房屋市場帶來很大的影響。第一個影響是居屋二手市場會活躍起來,供應和需求增加導致成交量增加。

表面看來供應量增加會令樓價下跌。然而,居屋供應量能增加多少,會否令香港樓價下跌,我卻十分懷疑。

原因是未補地價的居屋只能自住,不能出租。如果居屋擁有者賣出自住的居屋,他們只能搬到其他居屋或私樓,私樓需求增加反而令其價格上升。騰出來的居屋,主要銷售對象是入息比較低的人士,他們現在可能租住比較細小的私人單位,或跟父母同住的年青人,這些人原本並沒有能力負擔私樓和已補地價居屋的價格。未補地價居屋可以直接出售給他們,其實是刺激了新的需求,供應實際上卻塘水滾塘魚,並沒有增加。

這班本來租住細小私人單位的白表人仕購買居屋,騰出了私人單位,是會令小單位的供應有所增加(不計業主繼續放租的單位),但增加多少,能否對樓價產生影響,需要政府提供數據以支持政策的合理性。

這項政策會使居屋和私樓的價格一起上升,無助於令房屋市場降溫,又是政府好心做壞事之舉。

只有加快增加土地供應,房屋只能售予本港居民,才能令市場降溫,真真正正令想置業的市民受惠。

2011年7月28日星期四

公司利潤分配應該由誰決定﹖

作為打工仔,讀到今天AM730施生這篇文章,當然大快人心。他批評資本霸權剝削出力的工作者,只有出資者可以決定利潤的分配權,出力的卻不可以。然而,一間公司裡出力者是最重要的資產,只有生產設備卻沒有能幹的人控制和管理,得到的價值是零。因此,如果利潤分配權由資本家決定,打工仔不能決定公司利潤應怎樣分配,而他們付出的努力又跟得到的報酬不成比例,最後也只能用交差的心態工作。以這樣的態度工作,打工仔一生無法在工作中找到樂趣,這是人生的悲哀。



痛快歸痛快,他的觀點我只同意一半。正如我之前寫過的文章所說,我同意公司沒有做好利潤分配或激勵制度,卻要求員工視公司生意如自己生意,是苛刻無理的要求。既然工資跟公司利潤不成正比,公司賺錢多了幾倍,卻只肯分多一點點工資給員工,對打工仔來說付出額外的努力也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資本主義制度讓資本家決定利潤分配方法是不是不合理﹖我們是不是要推翻這種資本霸權﹖我對這兩個問題存在很大的疑問。

第一,資本家是不是只出錢不出力,卻可決定公司利潤可以怎樣分享﹖資本家建立公司,並不是只出錢這麼簡單。創業之初,他們只有緊拙的資金,甚至要把住的房子抵押,以獲得銀行貸款。另外,他們要聘請和管理員工,經營公司的日常運作。當公司持續虧本,他們可能要想辦法生存,甚至要結束公司,欠下一屁股債。所以資本家並不是沒有出力,他們出的力甚至比員工多。至少,打工仔生病了,打個電話給上司就可請假睡覺。老闆生病了還得擔心公司運作得怎樣。

第二,施生說即使股東也可不勞而獲,分享公司的利潤,出力的員工卻跟利潤沾不著邊。我的問題是資本家如果虧損欠債,他們要承擔債務,股東也可因股價大跌而蒙受損失,但是打工仔卻可置身事外,不會損失一分一文。有權利必有義務,如果打工仔有權決定公司的利潤分成,那麼公司欠債,打工仔是不是同樣要承擔債務﹖資本家承擔了創業風險,利潤如果再由員工決定如何分享,我相信沒人肯走出來創業了。

總括來說,資本家並不是區區出錢這麼簡單,而且還要具備良好的管理能力和生意頭腦,這都是高增值的能力。第二,資本家能夠決定怎樣分享利潤是由他們需要承擔的風險換過來的,而打工仔打工卻沒有任何風險,所以我認為資本家有權決定利潤怎樣分享是合理的。

市場是最有效率分配資源的方法。如果同意這一點,利潤怎樣分享就不單是資本家單方面決定,還須看員工肯不肯接受。如果利潤分享得不合理,員工以交差態度工作,或人才流失率很高,這也影響公司的發展和未來的利潤。因此,一些有遠見的公司願意拿大部分利潤出來分享,或乾脆分發公司股份給員工,以換取員工的積極性。當然,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取態,但我不同意因一些無良或無遠見的僱主而推翻現行的公司法和資本主義制度。

至於施生最後談到人生的意義的問題,往後我會另文討論。

2011年5月20日星期五

新生代買房 之 下

八十後生於經濟起飛後的香港,他們的父母在求職市場上充滿機會,只要有一對手,也不愁會沒工做餓死(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中,失業率平均為2%),工資增長也快。

在房地產市場上,市民有公屋、居屋、夾屋(1990 年政府委託房協出售的公共房屋,讓不符合申請公屋和居屋資格,又買不起私人房屋的夾心階層購買)和私人房屋可供選擇。八十後的少年時期是在一個比較繁榮和安逸的環境長大的。至九七年,他們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和資產泡沫爆破。香港的經濟從製造業轉型為服務業,工業大量北移,令大量的工人失去求生技能,被迫再培訓。二千年,科網股爆破,令香港經濟日走下坡。

為了讓爆破後的樓市穩定下來,政府在02年推出一系列穩定樓市的房屋政策,是為孫九招。包括取消土地拍賣、停建居屋等。這些政策志在減少市場房屋供應,以支持樓價。從此時起,政府失去了供應土地的主導權,亦是香港自石峽尾大火後房屋政策的轉捩點。由政府干預變成大市場小政府的不干預政策。

因02政府宣佈停售居屋而改建成私人樓宇的紅灣半島

八十後讀中高或大學的時候,03 年沙士來了,令原本疲弱的經濟崩潰。這時候畢業的大學生月入五千已算不俗,比失業好一點了。2003年七月一日,五十萬人上街示威,反對二十三條和對政府施政表示不滿,是為香港近十年在政治經濟上的最低點。

03年後,中央啟動自遊行,讓大陸人可以個人名義到香港旅遊,香港好像被心臟起搏器電擊一樣,經濟走向上升軌道。

08 年雖經歷美國次按危機,但量化寬鬆的資幣政策挽救著垂死的美國經濟,卻產生副作用,令新興市場的資產價格暴升。香港政府因孫九招斷了增加土地供應和興建居屋的二臂來調控樓市和滿足本地人的住屋需求,讓樓市持續升溫。

上一代可透過政府所提供的公屋、居屋、夾屋或購買私人房屋置業,讓不同階層的市民可以安居樂業。這一代因居屋、夾屋已被取消而只能購買私人住宅。而私人住宅的價格已超出一般打工仔的負擔能力,因它的價格不單反映本港的經濟現況,而且反映大陸人雄厚的購買能力,這是香港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

供求失衡的情況若持續,必然大大打擊新一代對香港的歸屬感,也增強了他們對掌握未來的無力感,這對香港未來的發展不利。由1953石峽尾大火到2011 年樓市泡沫升溫之間,比較長遠和穩定的政策就是七十年代麥理浩時代的長遠房屋政策,政府決定以公共房屋改善市民居住環境。而02年的孫九招,在社會普遍要求復建居屋的聲音下,能否成為香港長遠的房屋政策,在我看來是否定的。

2011年5月16日星期一

新生代買房 之 上

現時香港最多人討論的話題的之是高樓價的問題。我會分兩章從歷史角度分析這件事。

如果我們把戰後從大陸逃到香港的人算作第一代,他們的兒女是五六十年化出生,七八十後正是這一班人的孫兒。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正是見証香港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和福利政策日漸完善的一代。

我們的父母一代跟我們在心態上有甚麼不同和鴻溝﹖ 父母經歷香港經濟起飛,他們小時候的日子過得苦,或許住過板間房,他們的父母為口奔馳,沒有時間管教他們,但他們看到政府為他們帶到的希望。是甚麼希望﹖且讓我說說香港公共房屋的歷史。

1953年,石峽尾大火,53,000名災民無家可歸,港英政府建立七層徒置大廈安置災民(如石峽尾邨美荷樓,現已被活化為「石硤尾邨生活體驗及旅遊活動中心」),開了政府建立公共房屋之始。六十年代,政府大量建立廉租屋,例如牛頭角上邨、黃竹坑邨、白田邨、黃大仙上邨等。


石峽尾美荷樓
白田邨
七十年代,麥理浩港督對香港的福利政策更為積極,宣佈一項名為「十年建屋計劃」的公共房屋計劃,目的是要在十年內建造足夠的公共房屋單位予一百八十萬居民,並且開發新市鎮,讓市民的生活環境沒這麼擁擠,從而改善居住的環境。另外,又推出居者有其屋計劃,那是開居屋之始,讓一些沒有能力買私人樓宇的市民購買公共房屋,擁有自己的房子。

這些歷史給我們甚麼啟示﹖就是政府為我們父母一代帶來希望。他們從板間房上樓,有自己的廚房廁所,付的是低廉的租金。從薪金中撥出小部份錢作租金的,其餘的錢可自由運用,那就是讓市民有更多的閒錢買其他東西,補貼他們的生活,提高他們的生活質素。另外,教育給這一代的人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大學生有如天之驕子,成為推動他們發憤的一股動力。

加上那時經濟飛騰,大陸經歷文化大革命、之後的改革開放都提供大量機會給香港人發展事業。結論是,他們雖然捱過苦,過過差的生活,年輕時沒享受過,但他們看到未來生活是會改善的,他們的努力是有目標的。

下一章,我會說說房屋政策之後的發展和對七八十後的影響。

2010年6月23日星期三

八十後激進爭取民主,與社會流動大門愈來愈窄有關。他們畢業在SARS 後,一直工作至今,升到管理層的有多少﹖他們覺得即使如何努力,都好像沒有成就。樓價高昂,他們工作至今也付不起首期。這是他們感到不安和方向不明的原因。

種種挫折,現在的政府卻幫不上忙。他們認為不濟的政府是他們痛苦的根源,一個可以代表他們的政府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

沒錯,現在的立法會只有一半能代表市民的聲音,所以立法會所代表的民意是被扭曲的,是被一班由小圈子選出來的功能組別所扭曲。廢除功能組別,讓一個代表全民的議會產生,然後重塑公平而不偏重於商界的公平制度和遊戲規則,是改善生活的關鍵。八十後透過抗爭去爭取一個公平的社會無可厚非。

在一個民主的制度裡,八十後買不起房子,政府可能已通過復建居屋和其他資助置業方案了。低下階層被僱主剝削,生活捉襟見肘,可能最低工資法案早已經被通過。這些法案是商界和大眾的零和遊戲,改變原本令商家容易獲益的遊戲規則,把利益從商家輸送到大眾。民主制度滿足大眾訴求,重塑一個較公正的制度去分配利益,從而改善我們的生活。

最怕是建立民主制度後,我們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讓政府的角色過度膨漲到無所不包,嚴重的干預了經濟和社會。過份的干預扼殺經濟,也令政府財政負擔加重。在一個人口老化、沒有天然資源的城市,會大大削弱其競爭力,長遠令我們的生活不進反退。

2010年6月20日星期日

政經制度在香港

我一向不太留意政治。近來日日起錨,討論2012年的政制發展,作為香港人,有關心一下的必要。

我又要食老本,從我愛的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問題。世界上大體上有三種制度 - 自由主義、福利主義和共產主義。自由主義主張政府不應干預社會和經濟,市場在無形之手的引導下能有效地運作,達到資源最有效的分配,這是18 世紀阿當史密斯說的。自由市場讓人自由競爭,汰弱留強,也令社會貧富懸殊加劇。

福利主義旨在解決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貧富不均。自由主義令得社會太過貧富懸殊,迫使政府要提高福利開支,劫富濟貧,向窮人提供更佳的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福利,令社會的財富分配更平均。福利社會的弱點是政府支出處於高水平,一旦經濟蕭條,稅數減少,政府會入不敷支,甚至破產。第二,福利社會削弱競爭力。高稅率打擊工作誘因和公司的獲利能力,令個人和企業競爭力下降。

共產主義消滅資本家,杜絕對無產階級的剝削,理想是創造一個絕對公平的社會。生產要素在政府手上,生產甚麼,生產多少,全由政府一手包辦統籌,然後動員民眾生產。民眾所得由政府平均分配,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缺乏工作誘因是共產主義失敗主因。

每一種意識形態也有它的弊端。香港政府說現在要走的是自由主義的路。政府鼓吹大市場、小政府,堅持不復建居屋,推行強積金,就是要把政府的角色縮小,只在市場失效、創造公共財等才走出來。減少公共開支,維持低稅率,讓香港維持較高的競爭力。

立法會裡的功能組別,可以說是政府的最佳朋友,自由主義永遠是商人高舉的,政府管制愈少,他們成本愈低,賺最大利潤,這跟政府最志同道合。最低工資違反了自由主義原則,因它無視無形之手對薪金的調節,令成本提升,商家其實是非常反對的,但礙於社會和政黨的壓力太大,他們只能在訂立薪金在多少錢上爭辯,而最低工資立法卻是事在必行的。

因此,立法會其實是資本家(功能組別)和普羅大眾(直選立法會議員)的角力,是自由主義和福利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相搏。

取消功能組別的結果是,香港會走福利主義的道路。沒有功能組別的調節,只有代表全港市民的直選議員,福利主義會把自由主義拉倒,而且隨著香港人口老化而更加明顯。如果連特首也是普選,香港無可避免成為福利社會。

福利主義是禍是福﹖短期而言是福,因市民享有更佳的福利,長期而言是削弱香港的競爭力,尤其是在天然資源匱乏的香港。香港最寶貴的資源在人和制度,人在高稅率下缺乏拼摶誘因,在制度上政府趨於干預市場,已失去以前高舉自由的優勢。

民主政制和市場經濟的共通點是,市場經濟投鈔票表示支持,能滿足需求的商家可以留低。民主政制投選票表示支持,能滿足市民訴求的議員和領袖可以留低。問題是在政治上短期令我們感到暢快的,長遠來說對我們及下一代是不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