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8日星期四

公司利潤分配應該由誰決定﹖

作為打工仔,讀到今天AM730施生這篇文章,當然大快人心。他批評資本霸權剝削出力的工作者,只有出資者可以決定利潤的分配權,出力的卻不可以。然而,一間公司裡出力者是最重要的資產,只有生產設備卻沒有能幹的人控制和管理,得到的價值是零。因此,如果利潤分配權由資本家決定,打工仔不能決定公司利潤應怎樣分配,而他們付出的努力又跟得到的報酬不成比例,最後也只能用交差的心態工作。以這樣的態度工作,打工仔一生無法在工作中找到樂趣,這是人生的悲哀。



痛快歸痛快,他的觀點我只同意一半。正如我之前寫過的文章所說,我同意公司沒有做好利潤分配或激勵制度,卻要求員工視公司生意如自己生意,是苛刻無理的要求。既然工資跟公司利潤不成正比,公司賺錢多了幾倍,卻只肯分多一點點工資給員工,對打工仔來說付出額外的努力也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資本主義制度讓資本家決定利潤分配方法是不是不合理﹖我們是不是要推翻這種資本霸權﹖我對這兩個問題存在很大的疑問。

第一,資本家是不是只出錢不出力,卻可決定公司利潤可以怎樣分享﹖資本家建立公司,並不是只出錢這麼簡單。創業之初,他們只有緊拙的資金,甚至要把住的房子抵押,以獲得銀行貸款。另外,他們要聘請和管理員工,經營公司的日常運作。當公司持續虧本,他們可能要想辦法生存,甚至要結束公司,欠下一屁股債。所以資本家並不是沒有出力,他們出的力甚至比員工多。至少,打工仔生病了,打個電話給上司就可請假睡覺。老闆生病了還得擔心公司運作得怎樣。

第二,施生說即使股東也可不勞而獲,分享公司的利潤,出力的員工卻跟利潤沾不著邊。我的問題是資本家如果虧損欠債,他們要承擔債務,股東也可因股價大跌而蒙受損失,但是打工仔卻可置身事外,不會損失一分一文。有權利必有義務,如果打工仔有權決定公司的利潤分成,那麼公司欠債,打工仔是不是同樣要承擔債務﹖資本家承擔了創業風險,利潤如果再由員工決定如何分享,我相信沒人肯走出來創業了。

總括來說,資本家並不是區區出錢這麼簡單,而且還要具備良好的管理能力和生意頭腦,這都是高增值的能力。第二,資本家能夠決定怎樣分享利潤是由他們需要承擔的風險換過來的,而打工仔打工卻沒有任何風險,所以我認為資本家有權決定利潤怎樣分享是合理的。

市場是最有效率分配資源的方法。如果同意這一點,利潤怎樣分享就不單是資本家單方面決定,還須看員工肯不肯接受。如果利潤分享得不合理,員工以交差態度工作,或人才流失率很高,這也影響公司的發展和未來的利潤。因此,一些有遠見的公司願意拿大部分利潤出來分享,或乾脆分發公司股份給員工,以換取員工的積極性。當然,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取態,但我不同意因一些無良或無遠見的僱主而推翻現行的公司法和資本主義制度。

至於施生最後談到人生的意義的問題,往後我會另文討論。

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

房屋政策的進一步分析 (下)

從開埠起,香港被英國定位為自由港,實行低稅率,難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說香港是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方。政府從稅收得到的收入主要是利得稅和薪俸稅,2011年大概17%左右,跟福利國家加拿大最低的30%有天壤之別。

這麼低的稅率怎樣支持全球手屈一指的公共醫療系統和龐大的教育開支呢﹖ 作為經濟最自由的地方,加稅會破壞營商環境,看來香港命中註定要走高地價路線才能穩住財政收入。政府透過控制土地供應,可令樓價和地價大升。

這樣的定位和政策在經濟轉差時弱點畢露。2000 年後,香港經濟一直走下坡,樓市不振,賣地收入大減,福利開支卻居高不下。結果政府年年赤字,入不敷支。在經濟不景時,各國多以財政政策如減稅和增加政府開支去重振經濟,但當時財政司梁錦松卻反其道而行,加稅兼縮減政府開支,結果當然是被罵得狗血淋頭之餘,還令經濟雪上加霜。

過去的經驗令政府痛苦。因此,雖然現在樓價高漲,要政府落重藥壓低樓價,影響政府賣地收入,等於要政府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實屬不可能。(當然,經濟大環境轉差令樓價大跌,則被看作樓市被自然地摧毀,不能算在政府頭上。) 政府因賣地收入理想,坐擁龐大盈餘,發財要立品,何況政府的角色是redistribution (把財富再分配),估計政府未來一定幫助普羅大眾置業。

看看我的預測準不準確。在上述的情況和背景下,特首十月的施政報告,重點是要確保樓價和賣地收入不會大跌之餘還要滿足市民的置業需求。復建居屋是最終結果,但這居屋會跟以前的居屋有所分別。

以前的居屋,由政府支付地價,符合白表資格的市民只付打了折的價格就可以擁有單位。如果要轉讓單位,必先要補回現時的地價。如現在是公屋居民,便不用補回地價,就可「升呢」購買居屋單位。這樣的居屋已經不合時宜。因為現時房屋的昂貴程度,即使超出白表收入和資產限制很多的人,也負擔不起私人市場的樓價。

如果要提高白表的資產和收入上限,又要為新的資格作出長時間的諮詢和討論,根本不能解燃眉之急。

時而勢易,居屋政策亦需要改變。我較傾向施生所提倡的新居屋。

世上有幾種分配資源的制度。一是價高者得,二是幸運大抽獎/排隊,三是有權有勢者得。以iphone 為例,由於剛上市時數量稀少,有很多人通宵排隊買得心頭好,有些人肯付幾倍價錢買機,有些名人則得到眷顧,優先買到iphone。三種分配方法,算是沒人反對,公平吧!

舊居屋以幸運大抽獎進行分配,落選者心有不甘,仍可大罵政府只幫少數幸運兒,大部分不幸者依然買不到房,這是政府派六千元鬧劇得來的經驗。

因此,新居屋會以價高者得為分配原則。你可能問,明明要幫助夾心階層,還要他們付高價才買到單位,不是很可笑嗎﹖

我所說的新居屋會設以下局限條件,
1. 政府主動拍賣土地,讓私人發展商投地興建
2. 這種土地拍賣時必定設附帶條件,包括限呎(如500 尺內小單位,沒有會所豪裝等),只可售予首次置業者和香港永久居民
3. 發展商以市價賣樓
4. 不能租賃給別人
5. 單位同様只能轉讓給首次置業者和香港永久居民

這種新居屋可把不公平和反對聲音減到最少。前提是本地居民和無殼蝸牛是最急切需要幫助的一群。正因設定限制條件,這種單位面積只符合基本需要,沒有內地投資者能炒賣,讓本港的無殼蝸牛能夠上車。

至於價格,則由市場供求決定,正因設了限制條件,這些單位不可能比沒有限制條件的同區同樓齡的私樓貴,正正符合了那些買不起私樓,又申請不到公屋者的需要。至於建多少單位,則要由政府進行調查,看看這一階層的人有多少決定。

這種新居屋不會引起其他階層反對。對基層而言,只要符合上述資格,付得起市價,他們買新居屋的機會跟夾心階層是完全均等的。對中產而言,一個月入八萬元以上的家庭已有能力住環境較佳的私樓,他們會有興趣住五百尺,沒有會所,地區較偏僻的單位嗎﹖ 因此,推行這種新居屋的政治阻力會較少。

新居屋符合政府大市場小政府的方向,又較少政治阻力,而且現在已拍賣了一些限呎限量的土地,小試了牛刀,此事成真的機會的確不少,看看我的分析和預測準不準確吧!

2011年7月23日星期六

房屋政策的進一步分析 (上)

前天和昨天在AM730 看到施永青的文章,討論公共房屋的作用。我以他的論點為框架(framework),進一步分析香港房屋政策的發展。

他的論點是港英政府在70 年代大建公共房屋,為的不是純粹改善居民生活,而是為了協助香港由進出口港轉型為輕工業生產基地。公屋居民只需付低廉的租金,是為對他們生活的補貼,令得工廠的工資壓力減少,增加出口商品的競爭力。

那時候公屋居民是香港經濟的貢獻者,而不是好像今日被看成社會的負擔。


他的論點並沒有新意。這個論述早見於Manuel Castell 1986年出版的論文 "The Shek Kip Mei Syndrome: Public hous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文中最重要的論點是公共房屋以「社會工資」"social wage" 型式補貼了工人的生活,令香港的生產成本降低。另外,政府提供了這個房屋安全網,讓中小企老闆更勇於承擔風險。一旦生意失敗破產了也可得到政府房屋和其他福利保障。

文中的論據包括1975 年,工人平均工資是每月149元,而政府對公屋居民的補貼是105元,工人每月實質工資變相增加70%。這種「社會工資」讓工人願意接受較低工資,減少對企業要求加薪的壓力,從而增加企業利潤。(君不見大陸房價大升,現時的加薪壓力極大,大大增加企業成本。)

香港從轉口港轉型為輕工業中心,再轉型為服務業中心,social wage是不是像施生所講失去了補貼居民,讓生產成本降低的作用,而純綷成為保障低下階層有樓可住的政策呢﹖要這一點成立,必須要拿出數據,證明大部分公屋戶都沒有工作,是蛀米大蟲。只要公屋戶有工作,從事各行各業,公屋的低廉租金也令他們可動用的月薪有所提升,客觀上有減輕加薪壓力的作用(儘管薪金主要由供求所決定),某程度上降低企業成本。

無疑,從政府的角度,公屋擔當social wage 的角色已接近蕩然無存,只淪為保障基層市民不致訓街的產品,因為最低工資的提倡正正和social wage 的概念相違背。

總括而言,時至今日,公屋的角色已跟七十年代有所轉變,由一個促進經濟發展為主導的角色,變成一個保障基層以福利為主導的角色。

下一章,我將會從公營和私營房屋市場的關係分析香港的房屋政策何去何從,從而窺探香港年青人未來的置業機會。

2011年7月15日星期五

九龍寨城 (下)

1860年,中國因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敗而被逼簽訂北京條約,條約規定,清延需要割讓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予英國。九龍寨城位處於界限街以北,沒有受到北京條約的影響。

九龍半島被割讓的界線

1898 年,英國跟清廷在北京訂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方及附近二百多個離島99年。九龍寨城位於界限街以北,理應亦被租借,納入英國管治之下。但在這專條內,清廷堅持他們仍有九龍寨城的管治權,並可在該處派註官員。

為何清政府要保留在九龍寨城行使權力,並沒有單一說法。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成為了九龍寨城成了三不管地帶的最重要原因。之後,九龍寨城成為了逃避法律,藏污納垢的地方。
1950年,大陸一批城鄉的「撈家」勾結黑社會,賄賂警察,集結在九龍寨城食大茶飯。1953年,他們蓋一個竹棚,請了幾個脫衣舞女郎,並在城外大肆宣傳。又到油麻地廟街向人宣傳,派出多部汽車送入客人進城寨看脫衣舞,收費五元。脫衣舞是綽頭,真是賺錢的是賭檔、白粉檔和狗肉檔。客人進城寨,可以公開吸食城外買不到毒品,又可玩返幾手,更可嘗外面不能吃的香肉。

城寨分東西兩區,東區是罪惡區域,賭檔、煙館等非法勾當在此區進行。賭檔主要是賭番灘和排九兩種,後來賭場生意興旺,更增加十三張和骰寶兩種玩意。這裡有一條街叫「電台街」,是吸食毒品的集中地,也是製毒工場。

另外,城寨不受港英政府管轄,所以也不受港府建築條件所限。由於久缺規劃,城寨的樓宇起得相當稠密,居住環境擁擠,衛生環境惡劣。1982年,城寨竟居住了四萬人。由於人口增長得快,樓宇只可以向高空發展,由六十年代的七層高,到七十年代的十四、五層高。

鳥瞰九龍城寨


九龍城寨內街道
九龍城寨夜景

此外,城寨內無牌醫生/牙醫林立。港府規定只有香港大學和英聯邦國家大學畢業的醫科生才可在港執業,一些大陸和其他地方的醫科生或牙醫要在港執業,只可在九龍城寨開設診所。我爸爸在七八十年代在藥廠工作,向這些醫生售賣藥物。他亦常到九龍城寨向醫生售賣藥物,亦見證了七八十年這個特殊區域的發展,如果我也有幸進去看看就好。

九龍城寨裡的無牌醫生

1987 年一月,港英政府得到中國政府同意,宣佈清拆九龍城寨,以解決城寨內的衛生、防火等問題,和改善城內居民的居住環境。城寨清拆後闢為現在的九龍城寨公園,於1995年竣工。

如果想更立體地了解這個罪惡城,可以看看以九龍城寨為背景,王晶所拍的「O記三合會檔案」。

2011年7月10日星期日

九龍寨城 (上)

九龍城是我喜歡和比較常去的其中一個區域,其一是有我喜歡的九龍仔公園泳池,其二是這裡有我最喜歡的潮州菜館,最後是喜歡這一區的寧靜,不似其他區域擠得水洩不通。

九龍城這個地區在香港史甚至中國近代史具有相當的歷史意義。相信大家都有聽過九龍城寨,現在已闢為九龍寨城公園,裡面修築成清初江南園林的風格,甚為舒適典雅。這裡曾經是中國的衙門和防衛設施,之後成為無政府狀態的三不管地帶。

九龍寨炮台建於1810年,由大鵬協副將鎮守,目的在於打擊海盜,防止海盜在附近水域肆虐。29年後,鴉片戰爭爆發,英人義律帶五艘軍艦攻擊九龍寨城炮台,被大鵬協副將賴恩爵打得落花流水,這是九龍寨炮台第一次成功擔當保家衛國的角色。

嘉慶年間寨城面貌
1915 年的九龍寨城
寨城正門,牌匾現在被安放在九龍城寨公園

九龍寨炮台當時只是炮台,沒有城池,興建城池是1846年,英人佔領香港島之後的事。建城的目的一來巡查帆船的船牌,二來緝拿海盜,三來探聽港英的情報和動態。

1872 年,港英政府禁賭,有商人看中九龍寨城的特殊政治角色,在這裡開賭,是為以九龍寨城的特殊身份逃避港英法律約束之始。開賭之後,中西賭客絡繹不絕,1973年,接送中外賭客的碼頭得到擴充,是為龍津碼頭,而接駁碼頭端的龍津亭和寨城正門的便是在啟德機場地底發掘到的「龍津石橋」了。

九龍寨城內的賭坊
龍津石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