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政策的進一步分析 (上)

前天和昨天在AM730 看到施永青的文章，討論公共房屋的作用。我以他的論點為框架(framework)，進一步分析香港房屋政策的發展。

他的論點是港英政府在70 年代大建公共房屋，為的不是純粹改善居民生活，而是為了協助香港由進出口港轉型為輕工業生產基地。公屋居民只需付低廉的租金，是為對他們生活的補貼，令得工廠的工資壓力減少，增加出口商品的競爭力。

那時候公屋居民是香港經濟的貢獻者，而不是好像今日被看成社會的負擔。

他的論點並沒有新意。這個論述早見於Manuel Castell 1986年出版的論文 "The Shek Kip Mei Syndrome: Public hous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文中最重要的論點是公共房屋以「社會工資」"social wage" 型式補貼了工人的生活，令香港的生產成本降低。另外，政府提供了這個房屋安全網，讓中小企老闆更勇於承擔風險。一旦生意失敗破產了也可得到政府房屋和其他福利保障。

文中的論據包括1975 年，工人平均工資是每月149元，而政府對公屋居民的補貼是105元，工人每月實質工資變相增加70%。這種「社會工資」讓工人願意接受較低工資，減少對企業要求加薪的壓力，從而增加企業利潤。(君不見大陸房價大升，現時的加薪壓力極大，大大增加企業成本。)

香港從轉口港轉型為輕工業中心，再轉型為服務業中心，social wage是不是像施生所講失去了補貼居民，讓生產成本降低的作用，而純綷成為保障低下階層有樓可住的政策呢﹖要這一點成立，必須要拿出數據，證明大部分公屋戶都沒有工作，是蛀米大蟲。只要公屋戶有工作，從事各行各業，公屋的低廉租金也令他們可動用的月薪有所提升，客觀上有減輕加薪壓力的作用(儘管薪金主要由供求所決定)，某程度上降低企業成本。

無疑，從政府的角度，公屋擔當social wage 的角色已接近蕩然無存，只淪為保障基層市民不致訓街的產品，因為最低工資的提倡正正和social wage 的概念相違背。

總括而言，時至今日，公屋的角色已跟七十年代有所轉變，由一個促進經濟發展為主導的角色，變成一個保障基層以福利為主導的角色。

下一章，我將會從公營和私營房屋市場的關係分析香港的房屋政策何去何從，從而窺探香港年青人未來的置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