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房屋問題看梁特死因

梁特在競選時說過房屋問題乃施政重中之重，現在看回去，中原城市領先指數由他2012年7 月上任時的105 點大升至現在的130點，升幅達24%。他愈調控，樓市便愈升。這證明了所謂「辣招」，為了保障業主、地產商的利益，不能去得太盡，最終根本不能調控樓市(連保持穩定也做不到，否則指數不會大升24%)，是徹徹底底失敗的政策。劏房戶和棺材房戶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不少基層月月幫業主打工，食不溫飽，等公屋等到花兒也謝了。市民生活越來越苦，已沒能耐等待未來生活有望改善，促成今天的民怨大爆發一發不可收拾。

十月中，中原指數升到歷史新高，梁特及全體官員忙著處理遮打運動，無瑕再理會已經失控的樓市了。業主、地產商當然開心得手舞足蹈吧！ 你梁特現在「周身蟻」，何來精力搞房屋問題﹖於是租客繼續交貴租，買家繼續買貴樓，既得利益者月月有租收，繼續享受人生，懶理示威者被打至頭破血流，只要不阻著我開平治房車到文華酒店high tea就好。

這次運動，不僅是爭取真普選，還是世代之爭、有產和無產階級之爭。年青人要打破向富人、大孖沙傾斜的遊戲規則，讓制度變得更公平，窮人的聲音不會再被排除在制度之外。

梁特沒有吸取港英政府的治港經驗，如果每個人都期盼將來生活愈來愈好，充滿希望，安居樂業，就不會有人搞事了。現在的香港卻是基層和年青人已等了很多年，只看到未來自己有愈來愈難捱的份兒，卻看不到有冒起頭來的一日。眼看著有樓者坐等資產增值數倍，自己卻每月向業主進貢，業主還年年加租，貧富距離愈拉愈大，不官逼民反才怪了！

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就懂得吸取經驗，作出修正，讓市民過得好一點來維持政權的穩定。1953年，石峽尾大火，53,000名災民無家可歸，港督葛量洪興建七層徒置大廈安置災民(如石峽尾邨美荷樓，現已被活化為「美荷樓生活館」)，為政府興建公共房屋之始。六十年代，政府大量興建廉租屋，例如牛頭角上邨、黃竹坑邨、白田邨、黃大仙上邨、柴灣邨等。

七十年代，港督麥理浩對香港的福利政策更為積極，宣佈一項名為「十年建屋計劃」的公共房屋計劃，目標是要在十年內建造足夠的公共房屋單位予一百八十萬居民，並在1973年起開發荃灣、沙田、屯門等新市鎮，讓市民的生活環境沒這麼擁擠，改善居住環境。1976年又推出居者有其屋計劃，開自置公共房屋之先河，一些沒有能力負擔私人樓宇的市民終於可擁有自己的家園了。

這些歷史告訴我們甚麼﹖就是港英政府為我們父母一代(戰後至六十年代出生香港人)帶來希望。他們從住一家十口的幾十尺閣仔和板間房上樓，有自己的廚房廁所，付的是低廉的租金。從工資中撥出一小部分作租金，其餘的金錢可自由運用，讓市民有更多閒錢買食物衣裳。換句話說公共房屋補貼了市民的住屋開支，提高他們的生活質素。另外，教育給這一代人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大學生有如天之驕子，成為推動他們發憤的原動力。

加上那時經濟飛騰，大陸經歷文化大革命，之後的改革開放給香港人大量發展事業的機會。第二代香港人雖然捱過苦，過過差的生活，但他們看到未來生活是會改善的，他們的努力是有目標的，獅子山精神成了他們一代引以為傲的標誌。

梁特終日關在冷氣房自閉，摺凳、筆記本和筆在競選時拿出來做秀後，早掉進了垃圾桶，結果貧富和世代矛盾到了沸點也懵然不知，坐等核彈引爆。 梁特政治智慧低劣，故步自封，政策畏首畏尾(又怕推冧樓市，又怕樓價太高，結果兩面不討好)，上任兩年多已搞到滿城風雨，很難想像他管到2017年香港會變成怎樣！

學聯政府談判會取得成果嗎﹖

學聯談判在即，各位支持民主的朋友的訴求不外乎人大撤回決定、公民提名、梁特立刻下台等，否則佔領勢不罷休。 如果這談判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對話解決事情，那雙方也必須作出妥協。但是，如果大家堅持現時的叫價，一步不讓，自說自話，雙方就不應進行談判，示威者繼續佔領好了。那就要等到最後誰討價還價能力強，對方忍受不住要主動投降，並全面接受我方的要求。

現在看來，示威者的討價還價能力還是很強。經過之前警方對示威者使用的武力受盡輿論批評後，他們使用武力變得謹慎了。儘管警方清場，示威者之後又重新集結起來，警方根本毫無辦法，對示威者「冇符」。

每個人也可對形勢判斷有不同的見解，暫時估計不到學聯妥協和絕不妥協中，哪一個選擇對取得最大民主成果較有利。

據路透社透露，習近平應對香港現況的方針是「不妥協，不流血」，可以預期學聯跟政府談判，政府絕不會就人大框架作出讓步。公民提名無疑是爭取民主者的共同理想，但至今成功爭取機會有多少，大家心裡有數。

學聯重申了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後，回歸現實，怎樣可以在這個框架內最大化民主成份？學聯的談判最後防線應在甚麼位置落墨？

按人大決定，提委會需按照選委會四大界別以相同比例組成。這裡有增加民主成份的空間嗎？

雙方如果動動腦筋，運用創意，就有可能提出不違反框架而又能增加民主成份的方案。

我先提出一些可能性。選委會由四大界別，三十八個小界別組成，選民約廿五萬人。以廿五萬人代表香港八百萬人選特首，嚴重缺乏代表性。

如果我們把五百多萬選民全放進四大界別，然後這個代表全民的提委會提名並篩選出候選人，再讓全民普選，這又可不可行﹖這方案是可以在本地立法階段做到的。

舉例，我是採購員，現在無票，但未來我可不可界定為進出口界，然後投票選提委呢？又比如幫客人做推拿按摩的風月女郎，可以界定為中醫界的選民嗎？所有香港選民都可向選舉事務處申報自己的職業，再由他們納入其中一個界別。

另外，選委人數跟該界別的選民人數比例不合理地失衡，如漁農界的60位選委由159人選出，勞工界的60位選委由626人選出，教育界30席卻由86,000多人選出。人大決定僅訂明提委會四大界別人數不變，無規定小界別的議席分配亦不能變。因此在本地立法階段，可以重新檢討每個小界別選民人數和提委人數的關係，再釐定出每個小界別的合理提委人數。

我知道有界別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選民必然親中，但這一兩個界別並不能左右大局。

只要提委會具足夠代表性，由本來廿五萬人大增至可能四百多萬人，間選出來的特首候選人也會具代表性了。

第二，可不可以用袋住先去換真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如果學聯肯全力遊說泛民通過政改方案，政府可以再啟動政改五部曲，2021 年全面普選立法會，取消功能組別；2022 年給香港人國際標準的真普選，把特首出閘門檻降回八份一或更低嗎？政府須就這些訴求認真跟中央商討，並在下輪談判向市民交代。

要注意的是，人大規定了，若搞不定特首普選，不會有立法會普選，特首普選和立會普選成了一捆綁套餐。因此政府必須向香港人承諾2017 袋住先後，2021 年全面普選立法會，2022 年特首選舉是真普選。

上述訴求完全符合基本法循序漸進原則，又不會對內地其他省市如新彊、西藏產生影響。因為中央只是按基本法辦事，並沒有就人大框架作出讓步和向香港人低頭，完全顧全了中央權威了。

下星期二的對話是公開的，我相信學聯公開提出這類建議的可能性不大。我期望下幾輪談判可加入閉門談判，增加促成共識的機會。

萬一中央關水喉。香港經濟會……

聽聞遮打運動令中央非常不悅，要關水喉減批自由行。香港在經濟上如失去大陸支持，還能不能生存呢﹖

要得到答案，先看看香港現時經濟主要靠甚麼支撐，從貿發局「香港經貿概況」，用幾分鐘就能知道大概情況，非常「雞精」。

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產業為貿易及物流業 (佔GDP 24.6%）、旅遊業（4.7%）、金融業（15.9%）、專業服務及其他生產性服務（12.8%）。

貿易及物流
佔GDP 最多的產業，達四分之一，當中有54%是出口到內地，其餘是歐美各地。對內地的出口，三成是要在內地再加工(應是原材料需從外國進口)，又有三成是經香港轉口到內地，總言之對內地的出口也實際上是轉口。

眾所周知，香港的製造業已全面北上，現在的所謂出口，都以轉口為主，生產/加工基地全在大陸，所創造的工作機會也在大陸。表面上出口貨值達3039 億美元，實際上本地出口只佔49 億，轉口卻大佔2991億，真正帶動本地就業機會的貨額只佔總出口的0.016%，數字微不足道。

香港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工種如 ”Merchandiser”, "Shipping Clerk" 等約有五十萬人，工資約八九千至二萬多不等，在外國買手和大陸生產商間扮演橋樑角色。我在上一篇文章已分析這個行業在大陸競爭下走向萎縮衰亡。在「去中介人」的趨勢下，這五十萬人的就業前景堪虞。

另外，香港葵涌貨櫃碼頭已受到鄰近港口如深圳鹽田、蛇口、廣州等競爭，生意會越做越縮。未來數年，香港的出口額必然下跌。

金融
金融業的核心競爭力在於香港的健全法制和司法獨立，投資者對香港擔當中國企業的離岸集資中心和人民幣離岸中心較有信心。直至2013 年就有近800 家中國企業在港上市。然而，中央利用香港讓中國企業和金融業走向國際化，同時也不想全部押注在香港，打造前海就正正是削弱香港這個角色。香港金融業已越來越倚賴內地，終有一天中央可主宰香港金融業的發展。

旅遊
數字上旅遊業對GDP貢獻不大，只有4.7%，數字主要由旅遊業直接帶動的零售、酒店、餐飲、客運等行業組成，但若計算間接服務如進口、批發、倉庫、運輸、廣告、市場推廣、銀行融資、寫字樓租賃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例如會計及法律）的貢獻，據林本利分析，可達GDP 20%以上。而在所有旅客中，內地的佔75%，反映香港旅遊業極度依賴自由行。如中央收緊自由行屬實，對經濟的每個環節也有所打擊。

專業服務及其他生產性服務
生意視乎商業活動的蓬勃程度，經濟不好，會計師，律師，測量師等專業人士也不能獨善其身。一些專業人士透過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向大陸輸出服務，某程度上這產業也跟大陸密不可分了。



四個支柱產業，貿易走向萎縮，旅遊、金融和專業服務也倚賴大陸，香港經濟還可以沒有大陸支持嗎﹖

想一想，很多國家也有其標緻性、馳名海外的產業和品牌，例如美國有可口可樂、P&G、蘋果、麥記、Nike；日本有Toyota、 Sony、松下；德國有奔馳、寶馬；意大利有法拉利、Prada；和香港人口接近的瑞士有勞力士、Omega；台灣有華碩、Acer、HTC；南韓有Samsung、現代。香港呢﹖香港有甚麼標緻性的品牌行銷海外﹖白花油嗎﹖

在恒指成份股裡，有一些銀行、一些地產商、還有一大堆不是反映香港經濟實況的國企，有哪一家公司是行銷海外的國際/全球品牌﹖以前還有一家公司叫思捷環球(Espirit)，可稱得上國際品牌，現在這家公司已在環球競爭中被殺下馬來，一蹶不振。

如果香港沒有這些可以出口並暢銷世界各地的國際品牌，那麼怎樣去吸外面的錢﹖香港可以只靠內需、塘水滾塘魚嗎﹖香港沒有天然資源，「飲啖水」都要從大陸入口，如果我們只付錢進口，那錢從何來呢﹖

假如中央真的因遮打運動動怒，以關水喉作為懲罰，不再讓企業來港上市，不再放內地旅客來港消費，甚至取消CEPA 安排，香港人不能再賺內地人的錢，失業率恐怕要上升，工資要下降了。要民主自由還是麵包可能是二擇其一，甚至很大機會是兩者皆失的選擇。

要怪便怪特區政府短視，回歸17年，經濟發展嚴重靠攏大陸。再看台灣，他們扶持的的高科技行業因其競爭力讓他們有選擇，不一定被大陸牽著鼻子走，如富士康可跟蘋果、三星做生意(雖然其生產基地在大陸)。但香港卻因長久以來沒長遠經濟政策，如不服務大陸人，還有其他選擇嗎﹖

爭取一個公正的政制(包括降低出閘門檻和取消功能組別)有助扭轉長久以來的極端自由主義政策和向商界的嚴重傾斜，長遠解決樓價、物價、舖租高漲、自由行泛濫、貧富懸殊、產業單一化等問題，讓整個社會面貌跟現在的不一樣。這視乎有多少香港人願意犠牲中短線經濟利益，為自己未來和下一代建立一番新氣象。

兩代鴻溝 - 為何兩代香港人對遮打運動立場各異﹖

如果有讀小弟上一篇文章「致反對佔中家長們」，你們會發現一些年紀較大的家長們如五六十後普遍不支持遮打運動，年輕一代卻身體力行參與佔領，令有些父母投訴家庭內出現撕裂。為什麼兩代之間的價值觀大相逕庭呢﹖我試從呂大樂四代香港人的理論框架分析原因。

呂大樂以四代香港人劃分1920年至1980年的香港人。第一代是二十至四十年代二次大戰前出身的香港人，即是我們這些八十後的阿爺阿嫲那一代。第二代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香港人，即我們的父母那一代。第三代是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中的香港人。第四代是七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出生的香港人。

我們說香港社會正在向下流動， 就是說我們第四代的社會地位相比父母那一代(第二代)低。

我公司的Director是五六十後，可以界定為呂大樂劃分的第二代香港人。跟她聊天，她絕對是典型的第二代香港人。中文大學畢業，相信自己的未來由自己主宰，她認為自己今時今日的社會地位，是自己努力的成果，並且對現今年青人動不動就上街抗爭感到反感，認為自己的福祉應該靠自己努力工作換取，不應向政府伸手。

現在看來，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的塑造下，她持這種價值觀並不奇怪。她在七十年代擁有這個學歷，在當時被視為天之驕女，到社會工作，在經濟起飛，各產業都有爆炸性增長，人力資源求過於供的年代，怎會不扶搖直上，海闊天空，前途一片光明呢﹖因此她自然相信實力、苦幹、聰敏、機警是成功和改變社會地位的因素，而忽略了那時外部環境也造就她快速上位。

第四代香港人，特別是八十後，自出娘胎就不是長大於一個穩定的環境。1983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香港回歸有了定案。1989年，大陸發生八九民運，對未來的惶恐和憂慮即使是當時的小學生也感受到。1997年，香港回歸後，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八十後大概在念中學了，開始擔心畢業時的經濟狀況。六年後，沙士讓香港陷入蕭條，八十後大學畢業生，五六千元月薪的工作也爭著要做。

沙士後，由自由行帶動，香港經濟又重新復活，蓬勃發展。八十後打工多年，累積了一定的工作經驗，也到了適婚年齡。怎料樓價拾級而上，工資增長永遠無法追到樓價升幅，無法成家立室，獨立起來。

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經濟成熟到這個程度，舊產業領域的管理職位被還沒退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香港人佔據，儘管第四代香港人在工作上表現出色，也得要看看上面有沒有空缺騰出。當他們長期努力，也是當「散仔」，看不到升職的機會，薪金不能較大幅度提升，對前景自然感徬惶了。

以我從事的貿易行業為例，香港人在大陸工廠和外國買家的貿易裡一直擔當中介角色。1978年大陸改革開放，吸引了大量港台資本家到經濟特區開工廠。另外，香港亦有大量貿易公司，所謂「行」，他們沒有擁有工廠，只是根據外國買手需求找工廠提供商品。內地人經歷十年文革，「英文都唔識多句」，遑論跟外國人做生意，所以只能聽香港人命令，提供勞力。

在八九十年代，無論港資工廠或貿易公司，香港人都可以利用他們的語文優勢，生產技術和國際視野，在外國和工廠間充當「盲公竹」，而這角色基本上是不能被取代，牢不可破的。

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幾年，內地的製造業已經非常發達，教育亦有長足發展，甚麼國際貿易系、外語系出來的大學生，工資大概是香港人三分之一。大陸人亦懂得自己搞工廠，擺展覽，接生意，香港公司以往的壟斷優勢完全被打破。首當其衝的是貿易公司，他們沒有生產資料，只是充當中間人，賺取差價，這種低增值business model 必然先遭淘汰。

行業萎縮，五十至七十後管理層又「打死都唔走」，八十後更面對比他們更年青的人低價競爭，處境相當堪虞。

近來，不少八九十後除了當一份正職外，也搞自己的事業。他們在正職看不到晉升機會，於是保留精力，把心思花在自己創造的生意上。學寫蘋果Apps呀、Facebook games呀、幫客人做蛋糕呀、在ebay 賣東西呀、搞 table for six呀、寫專欄、做 freelance呀，總之就是從正職以外獲到額外的收入和成就感。有些年青人很想開店，可是近年自由行令租金飆升，要「計掂條數」殊不容易啊﹗

值得一提的是，回歸後董伯也曾雄心勃勃提出新產業如科技港，中藥港等概念，如果成功，實有助於創造新的管理職位，讓年青人更易升職。可惜因為向商界傾斜的制度，數碼港變地產項目，中藥港沒成氣候，投資期長，最後不了了之。2003年大陸放寬自由行，政府用不著幹甚麼就能讓經濟起死回生，也不再捨易取難，花心思發展新產業了。

第四代香港人從小到大受這種政治經濟環境所塑造，現在更升職不成，買樓不成，創業不成，成家不成。價值觀跟第二代大相逕庭，又有何奇怪呢﹖第二代香港人樂觀、充滿自信、對未來充滿希望，相信美好將來由自己創造。第四代香港人悲觀、無奈、激進，認為政府應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出來搞抗爭，爭取權益。第二代香港人覺得第四代香港人事事跟政府對抗，政府不能順利施政，影響香港繁榮穩定，對這班年青人所做的予以否定。兩代的撕裂對立就這樣形成了。

在討論幾代香港人的問題，很多人也只從自己的觀點出發，而沒有客觀審視政治經濟環境對他們價值觀的塑造有極大影響。當了解到這一方面，大家就能互相諒解。反正，未來要靠新一代去創造，老一輩堅持自己比新一代有為、聰明、堅強和努力得多，並沒有意義。對他們耐心的教導，分享自己的經驗才真真正正對香港和下一代有所貢獻。

致反對佔中家長們

當反佔中者以佔中的壞影響質問佔中者，佔中者普遍支吾以對，或簡單說為了爭取民主。我希望這文章有助大眾了解年青人為什麼這樣做，政治和生活有甚麼關係。

是的，反佔中的理由全部都成立。什麼怕得罪中央，怕中央關水喉，怕影響經濟和生活，無論做甚麼都不能改變中央決定等，我全都同意。甚至你說中央會秋後算帳，以其他城市取代香港，我也認同。

這麼多壞處，為甚麼還要佔中？君不見佔中者大多年青的八九十後嗎？我多次撰文，說出八九十後的困局，如大學生工作多年月薪也不到二萬，他們無法負擔樓價，看不到努力跟回報的關係，對未來絕望。

相反，已買房的坐著等樓價爆升幾倍，不用工作也可輕鬆退休。

店舖因自由行租金飛升，只有大型連鎖店和跟自由行有關生意方能負擔，令香港人的選擇減少。年青人要開店創業，只能跑到人煙稀少的工業大廈樓上舖。

這些社會流動，房價，舖租問題無不緣於一個向商界和中央傾斜的不公正制度。

商界最喜歡甚麼？當然是自由市場，政府千萬不要干預，不要增加他們營商成本。

政府讓市場主導，以大市場小政府理念施政，沒長遠經濟政策，沒對產業作出扶持，導致香港今天經濟競爭力下降。現在要倚賴中央放寬自由行撐住經濟，很多行業沒受惠於自由行，年青人分享不到經濟發展成果。加上舊產業的中層管理職位由五十至七十後盤據，又沒有新產業創造出新的管理職位，年青人要升職又慢又難了。跟你們七八十年代生活質素大躍進不可同日而喻。

勾地制度美其名是市場主導的制度，市場如有需求，發展商自然會勾地出來競投，但結果發展商傾向少建屋，以維持較高尺價，少做而高回報。這制度導致今天樓價狂飆，年青人不是成了樓奴，終身為地產商和銀行打工，就是望樓興嘆。

自由行跟本地需求是有分別的，香港人會買這麼多珠寶嗎？可是市場經濟卻是價高者得，誰付得起鈔業主就租給誰。在一線地區，儘管不是旅遊區，店舖的銷售對象已不是香港人了。

凡此種種，都是因為現有政制產生偏重商界和中共的特首，特首的政策必定有利於他們。儘管有利民措施，也必然以不損商界利益為前提。

如果你是父母，你願意看到你的子女長大後日子過得這麼苦嗎？你希望他們無立錐之地，難以成家立室，對未來感絕望嗎？

得罪說，如果當下你認為最重要是不要影響你上班生活，對子女抱著將來佢死佢賤的不負責任態度，請不要將苦難帶給他們，不要讓他們出世好了。

現在年青一代正犧牲自身利益為自己和你們子女未來打拼，你不但不感恩，還站在殘暴政府一方，視他們為敵人。這實無任何道義可言，試問沒道義的父母如何教好子女？是你們短視還是沒理解到政治跟生活的關係？

當然，如果你沒子女，只希望現在不影響自己的生活，未來怎樣你沒所謂，這些人我反而會同情理解。

從博弈理論看佔中發展

相信很多人也不能估計現在的政治危機該如何收場。如果從博弈理論(Game theory)看，政府和佔中派下一步棋該如何走﹖

請參看以下表格，分析如下，

1. 假如雙方要拿盡所有利益 (所謂利益，佔中派是爭取民主成份，政府是不用給予民主成份)，他們必須背叛對方。佔中派如要政府撤回框架，爭取最大民主成份，必須繼續佔領，逼政府屈服。政府如不想改變人大決定，必須強硬清場。

假如雙方為了不犠牲任何利益而拒絕談判，佔中派堅持佔領，政府決定武力清場，最終會壤成暴力解決，兩敗俱傷。必須留意的是，假如武力清場，佔中派必然是輸家(爭取不到任何民主成份)，只得1分。但政府雖形象盡毀，一國兩制危在旦夕，但卻沒有犠牲利益(不用給予民主成份)，得到2分(兩者互相抵消所以得2分)。

2. 假如佔中派和政府談判，雙方也必須作出讓步，例如政府必須跟中央商議增加現有決定的民主成份。佔中派要犠牲公民提名等民主成份才能達成共識，談判令雙方各得3 分。

3. 假如政府希望談判，佔中派卻因不願犠牲任何民主成份而拒絶談判，則這種堅持可能會獲得爭取到真普選的結果。相反，如果佔中派發公開信希望跟政府談判，政府因不想給予任何民主成份而拒絕，則政府可以維持現在人大決定，不用跟中央再爭取甚麼。政府或佔中如有一方不肯談判，不談判方可獲得最高分5分。

4. 雙方在沒有溝通下必然爭取自己最大的利益，盡量不談判去獲取全5分。但是，在資訊流通現況下，雙方都知道沒可能獲5分(因對方一定不肯就範，滿足對方所有要求)，因此兩者盡量避免互相背叛(結果是一方只有1分，一方有2分)，而盡量談判，以各取3分。

5. 政府有沒有空間妥協不是它可以自己決定，而是由中央主宰，要取這3分很有難度。假如它無法作出任何妥協，必然走向雙方背叛，暴力解決的方向。梁特如想取3分，不取2分，必須好好游說中央。林鄭必須對對話好好準備，不要刺激示威者，走向雙方背叛的雙輸局面。

悲情城市

一聽到天水圍，人人都想起「悲情城市」。八十年代末，政府填平池塘，將天水圍發展成新市鎮。這裡有八成房屋是公共房屋，基層市民非常集中，當中很多人也面對著經濟、生活壓力、子女成長、交通不便等問題，這令得他們相當悲觀，整個新市鎮也瀰漫著悲情的氛圍。

我搬進這個悲情城市半年多了，不知道之前是怎樣，但現在卻不太感受到這種悲情。這裡有很多新移民，周圍很多人說普通話、鄉下話或不咸不淡的廣東話，他們的臉上沒掛著悲情，反而很多是快樂的侃侃而談。

那些領匯屋邨商場裡，每個人也忙著購物，付錢都要排長龍，開始有一些賣高檔Made in Japan家品的商店進駐，也有賣有機食品的，新開的書店也劃出一角作café。如果悲情城市居民是「三餐都搞唔掂」，又怎會有閒情看書歎咖啡，又怎會捨得為健康多付點錢買有機的﹖這些商店又怎能生存下來﹖

反而，我可以想像那些在市區居住的人的生活壓力，剛買房子的拿一半工資去供樓，買不起房子的拿一半工資去交租，租不起一間房子的拿一半工資租劏房。原來解決了基層的房屋問題，已是幫了他們的生活一大把，在樓價高企的時代，究竟天水圍是悲情城市還是樂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