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6日星期一

進化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達爾文從動物世界中窺探出進化論,認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弱肉強食的世界裡,只有強者可以留低,弱者會被殘酷地叮走。

後來,進化論應用到社會裡,衍生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調優生,例如北歐的日耳曼人是優等人種,他們在寒冷的氣候中進化,迫使他們發展出高等生存技巧,熱衷於擴張和冒險。在嚴寒的北歐,只有體質佳和高智力的人可以留低,體格軟弱和低智力的個體會被撤底地淘汰。在溫暖的非洲,生存環境沒這麼嚴苛,因此體格弱和智力低還可以生存,故日耳曼人進化的速度比非洲人快得多了。

好逸惡勞乃人之所欲,但同時是「進化」的最大障礙。要進化,必須要把自己置於最惡劣的環境,把自己局限得動彈不得。

最近看的鐵血戰士S,主角和一班世上最利害的殺手被鐵血戰士送到他們的星球,跟鐵血戰士戰鬥,以滿足鐵血戰士的優越感和征服欲。殺手一個接一個被鐵血戰士擊斃,最後只留下了最強和冷酷無情的主角(主角認為合作是一個lose lose game,單獨行動才可以贏),繼續跟鐵血戰士玩這個遊戲。這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visual version。

香港是自由社會,容許自由競爭,同時由於太過自由,競爭異常劇烈,要脫穎而出,殊不容易。大財團跟政府關係密切,大者恆大,貧富懸殊加劇。政策對財團傾斜,手無寸鐵的八十後要生存或搶到更多的資源,必須要具備更強的侵略性,保持優越感和征服欲。這種侵略性指的是極強的世界視野、創意、勇氣、整合和執行能力,以征服和戰勝其他人為目標。

老一代說現在的年青人不夠他們刻苦,好逸惡勞。現在的環境比以前惡劣和複雜,不刻苦的很快會被淘汰,留下的都是精英和強者。我總相信這一代會比上一代更為強悍,因為我們生存在有如北歐的嚴寒環境,面對著全球的競爭和複雜不清的前景,我們都會更快速的進化。

2010年7月18日星期日

一連六天的buying trip結束了,走訪了幾家工廠和陳列室,開了很多會。除了業務本身,我有興趣的還有是供應商高層擁有的特質,然後評估自己跟他們的距離。

我是很遲熟的人,遲熟指的是通常很晚才開竅。但一旦開了竅,如魚得水,做得比別人要好。好像讀書便是一例,從小到大,成績未曾好過,不是四科不合格,便是剛剛合格,但總會在邊緣過了一關又一關。轉捩點是預科,我到了另一家學校,好像鬼上身般,突然對讀書產生興趣,除了教科書外,竟奇蹟地自發買書來看,假日也會拿著書來讀。除了功課,我還不斷寫文章給老師打分,並逼他天天批我的文章。

除了讀書外,我的籃球技術也來了個突破。那時有一個校隊同學教了我一些大前鋒的技術,令我由亂打變成一個恰如其份的大前鋒。小息、午飯、放學後我也在打籃球,在技術、體能和速度上,看來我永遠也不復當年勇。

出來工作後,也一直在迷茫中,好像怎樣也做不好,怎也會受到批評。直到這個trip 完了,我好像有一點開竅的感覺,知道這個遊戲是怎麼的一回事。

然後我發現,我開竅來自於我的專注和充份理解事物背後的意義。我必須要知道我所做的東西的目的和意義,然後被這些東西打動,我的興趣和專注才能產生。假如我能專注在這些我認為重要的東西,我的績效可以比別人高很多。可是,我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被一種東西打動,因此開竅往往比別人晚。

不知這種對自己的理解對不對,我正在評估這個想法中......

2010年6月23日星期三

八十後激進爭取民主,與社會流動大門愈來愈窄有關。他們畢業在SARS 後,一直工作至今,升到管理層的有多少﹖他們覺得即使如何努力,都好像沒有成就。樓價高昂,他們工作至今也付不起首期。這是他們感到不安和方向不明的原因。

種種挫折,現在的政府卻幫不上忙。他們認為不濟的政府是他們痛苦的根源,一個可以代表他們的政府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

沒錯,現在的立法會只有一半能代表市民的聲音,所以立法會所代表的民意是被扭曲的,是被一班由小圈子選出來的功能組別所扭曲。廢除功能組別,讓一個代表全民的議會產生,然後重塑公平而不偏重於商界的公平制度和遊戲規則,是改善生活的關鍵。八十後透過抗爭去爭取一個公平的社會無可厚非。

在一個民主的制度裡,八十後買不起房子,政府可能已通過復建居屋和其他資助置業方案了。低下階層被僱主剝削,生活捉襟見肘,可能最低工資法案早已經被通過。這些法案是商界和大眾的零和遊戲,改變原本令商家容易獲益的遊戲規則,把利益從商家輸送到大眾。民主制度滿足大眾訴求,重塑一個較公正的制度去分配利益,從而改善我們的生活。

最怕是建立民主制度後,我們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讓政府的角色過度膨漲到無所不包,嚴重的干預了經濟和社會。過份的干預扼殺經濟,也令政府財政負擔加重。在一個人口老化、沒有天然資源的城市,會大大削弱其競爭力,長遠令我們的生活不進反退。

2010年6月20日星期日

政經制度在香港

我一向不太留意政治。近來日日起錨,討論2012年的政制發展,作為香港人,有關心一下的必要。

我又要食老本,從我愛的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問題。世界上大體上有三種制度 - 自由主義、福利主義和共產主義。自由主義主張政府不應干預社會和經濟,市場在無形之手的引導下能有效地運作,達到資源最有效的分配,這是18 世紀阿當史密斯說的。自由市場讓人自由競爭,汰弱留強,也令社會貧富懸殊加劇。

福利主義旨在解決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貧富不均。自由主義令得社會太過貧富懸殊,迫使政府要提高福利開支,劫富濟貧,向窮人提供更佳的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福利,令社會的財富分配更平均。福利社會的弱點是政府支出處於高水平,一旦經濟蕭條,稅數減少,政府會入不敷支,甚至破產。第二,福利社會削弱競爭力。高稅率打擊工作誘因和公司的獲利能力,令個人和企業競爭力下降。

共產主義消滅資本家,杜絕對無產階級的剝削,理想是創造一個絕對公平的社會。生產要素在政府手上,生產甚麼,生產多少,全由政府一手包辦統籌,然後動員民眾生產。民眾所得由政府平均分配,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缺乏工作誘因是共產主義失敗主因。

每一種意識形態也有它的弊端。香港政府說現在要走的是自由主義的路。政府鼓吹大市場、小政府,堅持不復建居屋,推行強積金,就是要把政府的角色縮小,只在市場失效、創造公共財等才走出來。減少公共開支,維持低稅率,讓香港維持較高的競爭力。

立法會裡的功能組別,可以說是政府的最佳朋友,自由主義永遠是商人高舉的,政府管制愈少,他們成本愈低,賺最大利潤,這跟政府最志同道合。最低工資違反了自由主義原則,因它無視無形之手對薪金的調節,令成本提升,商家其實是非常反對的,但礙於社會和政黨的壓力太大,他們只能在訂立薪金在多少錢上爭辯,而最低工資立法卻是事在必行的。

因此,立法會其實是資本家(功能組別)和普羅大眾(直選立法會議員)的角力,是自由主義和福利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相搏。

取消功能組別的結果是,香港會走福利主義的道路。沒有功能組別的調節,只有代表全港市民的直選議員,福利主義會把自由主義拉倒,而且隨著香港人口老化而更加明顯。如果連特首也是普選,香港無可避免成為福利社會。

福利主義是禍是福﹖短期而言是福,因市民享有更佳的福利,長期而言是削弱香港的競爭力,尤其是在天然資源匱乏的香港。香港最寶貴的資源在人和制度,人在高稅率下缺乏拼摶誘因,在制度上政府趨於干預市場,已失去以前高舉自由的優勢。

民主政制和市場經濟的共通點是,市場經濟投鈔票表示支持,能滿足需求的商家可以留低。民主政制投選票表示支持,能滿足市民訴求的議員和領袖可以留低。問題是在政治上短期令我們感到暢快的,長遠來說對我們及下一代是不是有利的。

2010年6月14日星期一

藝穗會

喜歡Jazz,是喜歡它的浪漫。好朋友從外國回來,大家同是Jazz 愛好者,想找一間Jazz Club聚聚,在網上亂尋,找到一間叫藝穗會的東西,那晚正有一場由17人組成的爵士樂隊在那裡表演。

這隊樂隊在一座中環的舊式的建築物演奏,即時讓我產生興趣。這座建築物在1892 年由牛奶公司建成,是牛奶公司的倉庫,最初只用作冰庫。1896 年,牛奶公司將總部搬此處,並加建屠場、餡餅生產工場、牛奶分銷中心、零售冰粒雪庫、副食品工場等。

現在這裡已闢為一個藝術表演場所,由藝穗會這個非牟利組織在1985 年進駐經營至今。

今次的Jazz Show是由一隊17人組成的Big band 演出,並不是我最喜歡的由小型樂隊和一位vocal 組成。表演在面積不大的演奏廳裡會令人覺得過於嘈吵,聽得久會有不舒服的感覺。不過,由於是Live 的關係,觀眾十分投入,氣氛非常好,我們也聽得很盡興。

我倒是想說一下藝穗會的保育模式。一座舊式建築物可以怎麼活化,藝穗會是一個例子。我不能說它很成功,因它的知名度似乎不夠,一般普羅大眾甚至不知它的存在。

我認為一個成功的保育項目,最少要滿足下面幾點,

第一,它自負盈虧,不用納稅人補貼。藝穗會自負盈虧,不用政府資助,還付給政府租金。它的收入來源在場地租賃、門票收入、餐飲等。

第二,它擔起教化的角色。藝穗會有舉辦畫展、戲劇和音樂等,讓一些新晉的藝術家有一個場地展示他們的作品和表演,把藝術推廣給大眾之餘,也提高了這些藝術家/表演者的知名度。

第三,它提高了我們的藝術素養和生活質素。在香港,爵士樂始終是小眾玩意,聽Jazz 的Live show 機會不多,除了甚麼爵士節和爵士巨星訪港之外,基本上沒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表演。這裡提供場地給一些還未成名的表演者表演,觀眾只須付低廉的入場費,便可享受水準不俗的現場表演,提高了普羅大眾的藝術素養和生活質素。

聽說藝穗會得到馬會資助進行裝潢。如果能回復以前面貌,並把表演場地擴大和弄得更正規,氣氛和吸引力將會大大提升。

2010年6月2日星期三

活著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說︰「不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又說︰「世上最快樂的事,莫過於為理想而奮鬥。」

星爺在少林足球又說︰「做人無理想,跟一條鹹魚有甚麼分別?」

每天大清早起床,走上生產線,好像機械人般,整天對著死物加工,跟其他工人沒有溝通,工作十幾小時後,回到宿舍睡覺,第二天如常上班,做著一樣的事。每個月賺的1200元,即使四十年不用分文,也買不起價格驚人的房子。

這是甚麼一回事﹖甚麼令富士康工人生無可戀,走上絕路﹖大家都在分析政治、經濟、社會、企業管治因素,但說到底還是他們不知為了甚麼而活,覺得人生再沒有意義了。

夢想、對未來的憧憬令人覺得人生有意義。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工人每天在工廠加班搏殺,每多工作一天,離回鄉蓋房子和一家團聚的日子又近了一步,他們為可達到的理想而打拼,這是他們人生的意義。

他為升職努力,他在籌備一盤生意,她正期待一段轟烈的愛情,他狂熱的暗戀一個女生,他為了他的家庭奮鬥,都是夢想,都是憧憬未來的美好,這讓你每天都渾身是勁,精神奕奕,覺得生命充滿意義。

是時候問一下自己,你的夢想是甚麼,你活著是為了甚麼﹖

2010年5月30日星期日

八十後和社會流動

梁文道這個評論和我以下關於八十後和社會流動的文章觀點接近,他說得更具體和深入,可參考之,

http://loyincheung.blogspot.com/2010/02/sars.html




【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大陸流行80後這樣的一個稱呼已經好幾年了,香港是直到去年年底才開始忽然大家,在認真的討論什麼叫做香港的80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事件呢?如果你常盯著我們電視台的新聞瞧的話,你也許會知道,就是香港在去年年底曾經發生過一群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一群的年輕人,主要是一些80後的年輕人,他們去反對在香港興建高速鐵路,通往廣州的這個鐵路,主要原因就是這裡面牽涉到一些公平和正義的問題。而且這裡面還牽扯到一些香港的農村或者興建地區的破壞等等。

那麼這一群80後帶著一些不同的價值觀,嶄新的運動觀念,湧入到了香港的主流媒體裡面,使得香港政府、主流社會全部大吃一驚,不知道這批年輕人是從哪裡跑出來的。然後隨之而來就是一連串的爭論,在這場爭論裡面,有一本書或者有一個學者常常被人提起,其實這個人在香港已經非常有名了,他就是有名的社會學家呂大樂。他這本書,與其說是書,倒不如說是一篇文章,只不過以一個冊子的形式出現。這本小說是幾年前就出版了,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四代香港人》。

為什麼呂大樂和他這本《四代香港人》會忽然成為一個爭論的中心呢?這是因為有很多人,尤其支持這些80 後的年輕人,覺得呂大樂是一個很保守的人,覺得他這本《四代香港人》的觀念也很保守,在為一個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說話。那麼的確呂大樂當然有他保守的地方,但是我覺得很多人對這本書有一點誤讀,對於不知道這整個背景來龍去脈的朋友不要緊,我給你簡單講一下這本書講的是什麼,也許你能夠從這本裡面,更清楚的瞭解到一點香港的故事。

首先這四代人是怎麼一個算法,什麼叫四代香港人,是這樣的,呂大樂從二戰之後開始算下來,香港總共出現了四代人。那麼這四代人的說法,並不是一個他的獨創,而是你看很多社會學家或者人口學家在講整個世界戰後,都會有這樣一個四代觀念的區分。那麼戰後第一代,主要就是戰前早就已經出生,挨過了二次大戰的痛苦日子,然後在戰後努力含辛茹苦的要重建家園的這一批人。

對於這一代來到香港的人,其實很多都是難民,有的是逃避二戰的戰禍,有的是逃避國共的內戰,那麼解放之後又來了一大批人。那麼這一批人,在當時二戰之後,他們等於是建設香港的第一代,呂大樂對於這一代人的描述是充滿了溫情的,他覺得這一代人都在無私地為了下一代人而奉獻。而且他回想起他們年輕的時候呂大樂就是接下來的第二代人,也就是戰後出生的所謂嬰兒潮時代。

然後他就說,現在回頭再看,當年的年輕人,也就是戰後出生的嬰兒潮那一代人,享受的生活空間,可能連今天已屆中年的戰後嬰兒自己也覺得難以接受。那個時候天空海闊,很多事情都能夠以嘗試新鮮事物之名,一次又一次的偷雞,偷雞這是個廣東話,就是偷偷干。那時候只要打著新這個招牌,萬事好商量,很多事情都會多留幾分空間。

他想講的是什麼呢?他想提一個重點,就是那代人的父母雖然保守,但是問題是他們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對未來想法的開放程度,其實可能比今天的嬰兒潮時代,自己當了父母之後的情況還要開放,還要大膽。反過來說,今天的嬰兒潮時代,在社會裡面是個掌權階級,但其實他已經比他們父母那一代,其實還要保守,然後他們在社會上面營造出來的開放空間也遠遠不夠。

好,我們接下來看看這個嬰兒潮時代是怎麼樣的一代人,這一代人很奇怪的地方在哪。就是他們是戰後出生,尤其香港這個地方,接受當時西方流行文化洗禮,迷過beatles,趕上了西皮的潮流,有反叛的精神。那個時候他們流行說的話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可是這一批人到了現在,他們卻覺得只有30歲以上的人才可信。同樣的曾幾何時,他們認為30歲之前不讀馬克斯,或任何其他激進思潮的,缺乏激情,不夠浪漫,難成大氣。年過30之後的戰後嬰兒,卻認為幾十歲人仍然激進,則代表沒有長大,不夠成熟。

那麼這一批人,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我想這是呂大樂這本書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他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那麼問題是我們要注意這一批人,他們是香港社會的某種意義上的主流為什麼?因為在年齡階層來看,他們這批人人口太多了。1966年的時候,年齡19歲以下的青年,佔當時總人口的50.5%,就是一半以上。那麼這一批人,很自然的就會把自己的問題當做是全香港的問題,替整個香港社會制訂議程。

然後而且這批人,因為在一個劇烈的競爭環境底下成長,而那個時候社會非常開放,空間很多,經濟在爆發時期,所以他們能夠上位,廣東話什麼玩意兒,就說能夠往上升的機會也很多,所以他們變得相信競爭。對他們來說競爭不只是個過程,更是個意識形態,而且他們有一種信念,認為自己得到的一切都是憑個人的實力跟苦幹、聰明、機警、靈敏,而不是整個社會結構或者外部國際局勢、經濟變化造成的結果。

但是快速的經濟發展、長期的順進,確實會令人選擇性的整理個人經歷,只記得自己力爭上游,而忘記了當時社會形勢如何不斷地大量地給他們製造機會,於是他們就把自己那一套當成了是日後的世界也永遠都應該是這樣的。於是接下來他們那一代人,也就是我這一代人,所謂第三代人,就是六十年代末,或者是七十年代生的這一批人。那麼這批人是怎麼樣呢?這批人他們面對新環境,這個新環境裡面機會不是消失了,而是不再全面開放。進入職場的新一代發現隨著彈性僱傭制的普及,僱傭機構的結構趨向扁平,不像以前那麼科層化,一層一層,新增的經理,管理職位因此就會減少了。

那麼於是你這個社會往上流動的階級也就少了,那麼這一批人就會苦於自己總是沒有出路的感覺。我想這個問題,就是我們今天拿香港跟大陸對比最容易看得出來了。我們看看,在大陸,就拿我熟悉的媒體行業來講,我發現很多報紙的老總、編輯居然都是30多,40歲,跟我年紀差不多。而像我這種年紀的人,在香港,如果你仍然在媒體工作、在報紙工作,幹到這個歲數,你可能就只是個採訪主任,你那個總編和社長,可能都是一些五、六十歲的人。也就是說香港這個社會機會已經縮減了,經濟發展到這個程度。

所以很多人說呂大樂保守,就是因為他用這樣一個角度來解讀今天80後或者70後面對的問題,可是你也可以說他是激進的,因為他就在反省他那一代人的缺失,他那一代人的得天獨厚,是如何依賴於社會環境,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